唐代设置六胡州的历史地理考察
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穆渭生
近几十年来，有关唐代六胡州——宥州的地理、民族、经济、文化宗教以及部落迁徙等问题的研究探讨，日益引人关注。本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就六胡州设置前后的历史地理背景问题再作剖析讨论。由于六胡州早期情况的史载简略零散 , 所以本文多用“逆流溯源”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推论，敬祈学界同仁赏正。
一、六胡州的地理位置
史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738)“于旧六胡州地置宥州”其地在“灵州南界”“灵、夏南境”“盐、夏等州界内”属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 )都督府所辖。杜佑云 ：宥州“前代土地与五原郡（盐州）同，所谓‘六
揆诸今日地理，唐代宥州大体相当内蒙古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东半部、乌审旗西缘，宁夏盐池县明长城以北的区域。即大部分处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西部的波状高平原区，其整体自然风貌呈草原景观，是鄂尔多斯草原的代表。其中在毛乌素沙地内有不少湖盆滩地和河谷阶地 , 是农牧业基地。远在 1200 余年前的唐代前期，六胡州 - 宥州尚多“土地良沃之处”即农牧兼宜之地。
学者们对于六胡州治城 _ 在旧宥州地域内有几十座汉、唐古城遗址一的考察研究，目前比较确定的是 ：宥州旧治（郭下延恩县以原六胡州之匡州置 ) 在今鄂托克前旗吉拉苏木西北的“查干巴拉古城”鲁州在今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硝池子村西窨子梁山西面。其他治城的确定还有待田野考古和新材料的发现。
二、六胡州居民人口蠡测
六胡州 ( 鲁、丽、含、塞、依、契州）的居民 , 是贞观初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降附人口中的粟特人（昭武九姓胡）。当时 , 唐朝在河曲之内以东突厥降户设置 的羁縻府州中，就有粟特部酋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唐初安置东突厥降众的基本方针是“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扦蔽。降至玄宗开元九年（721）, 六胡州地区发生了“康待宾之乱”，其首领为康、安、何、石
唐朝于调露元年 (679) 设置六胡州时，特别“以唐人为刺史”是其由羁縻州升为正州的标志。如此就应有治所 ( 见前述 ) 并驻有军队镇防，还应有户口统计，以为征调赋役之据。但现存史籍中无其初始资料，下文只能利用旁证来作推测。
（一）贞观十五年（641), 突厥降酋阿史那思摩 ( 赐姓李 ) 奉诏率诸
的。
（二）开元九年康待宾叛乱时，“诱诸胡同反”，“有众七万”唐军在镇压叛乱中，“杀叛胡万五千人”；次年平定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后，唐朝强制迁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卷 8《玄宗纪》案 ：将这场动乱中被杀的叛胡人数，加上事后被强迁的“六州残胡”人数，再估计上逃散的人数 ,与起事时的“有众七万”基本相符。这其中属于六胡州的居民占多少？史载这场动乱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六胡州粟特居民“苦于赋役”，则起义群众无疑是以粟特人为主体即占到大多数。若以占到 70%-80% 计算 ,则当时六胡州的居民人数大约为 5-5.5 万人左右。再按贞观十三年 (639)至天宝十四载 (755) 的 116 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 12.0% 推算，则调露元年 (679) 时六胡州居民人口大约在 3 -3.5 万人左右。
（三）开元二十六年 (738) 二月，敕令河曲六州胡人坐康待宾散隶诸州者，听还故土，于盐、夏等州界内置宥州以处之。唐史存有开天时的两组宥州户口数字 ：1.《通典·州郡三》载宁朔郡 ( 宥州）户7590，口 34320 ;2. 两《唐书 . 地理一》载宥州户 7083, 口 32652。
案 ：唐朝前期实行计口授田和按丁征税 , 统计时户、口并重。设置宥州时，上距康待宾之乱已经 16 年 , 是唐朝以“宽宥”为名的有组织移民事件，其敕令中明确指示要“兼量户口多少置县”“各令据簿籍勘会”其人口包括“先所隶州亦放归”者 ； 如闻已有逃在关内诸州，及先招携在灵、庆州界者”。若谓在这 16 年间 , 原六胡州粟特人因为遭受强制管理，失其本业 ( 畜牧 ) 而不安其所迁之居，人口增加不多的话，则设置宥州时的人口与康待宾之乱平定后被强迁时的人口，不会相差太悬殊。再将开天时的宥州统计人口，与康待宾之乱中被杀的“叛胡”人数相加，恰好也在 5 万人左右。而如此的巧合 , 还能再作何解释呢？
三、六胡州与河曲的畜牧业
唐代在河曲之内所设正州（郡）县的地理位置 ( 即农耕人口的空间分布），大体处在四边的河谷平原地带 -- 后套平原的丰州，滨河平原的胜州，窟野河谷地的麟州，西套平原的灵州，无定河谷地的夏、银、绥 3 州。高原上的风沙草地和中、西部的干燥剥蚀地区，主要是适合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区域，六胡州就在其中。
有关河曲畜牧业的史载如 ： 新唐书·地理一》记载宥州、夏州的土贡为毡 ; 灵州的土贡有毡、野马皮和鹿皮等。贞观十五年 (641) 突厥诸部奉诏从河南 迁返河北时，共有马 9 万匹。长安二年 (702) 正月，后突厥侵扰盐、夏等州，“掠羊马十万”开元二年 (714) 秋，太常少卿姜晦奏请以“空名告身”于六胡州市马，率 30 匹酬一游击将军（武散官从五品下阶），当时厩中马缺，遂命赍 300 道告身前往市马。有学者指出六胡州粟特人的土地利用方式，属于驻牧型畜牧经济。
不仅六胡州产马 , 河曲在唐前期（以安史之乱为时界 ) 就曾是“马政”基地之一。唐前期“马政”重心是在陡右道，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太宗贞观至高宗麟德间为兴盛期（627-665), 高宗乾封至春宗景云间为暂衰期 (666-711), 玄宗朝为复兴期 (712-755)。在兴盛期的近 40 年间，监牧马匹由最初的几千匹猛增到 70.6 万匹之多 , 牧场地跨原、秦、兰、渭 4 州，幅员千里，尤为隘狭，更析 8 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 新唐书·兵志》载 ： 其 ( 麟德 ) 后益置八监于盐州”“盐州使八 , 统白马等坊”。
案 ： 河曲丰旷之野”并不限于盐州，则监牧应大致分布在灵州南部 , 盐州西、北部和夏州西、中部。揆诸今地，大体是在宁夏灵、盐台地，冡、陕境内的毛乌素沙地西部和内蒙古伊克昭盟西部波状高平原区。
唐前期河曲地域的监牧分布情况，今所知者有 ：盐州监牧使辖有白马等 8 坊 ( 监）；在“宁朔郡（宥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有朔方监”，应属盐州监牧使所辖 ; 夏州群牧使所辖不详，仅知有统万监 ；东宫监牧使 ( 寄理原州城 ) 所辖有一“兰池监”——监牧基本是“因地为之名”
四、设置六胡州的时空局势
设置六胡州的时间，史有明文，是唐高宗调露元年（679），但未载明具体月份。是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管内突厥降户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相率反叛，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 ; 突厥降户 24 州首领并起响应，众至数十万。大暴动迅速蔓延于关内、河东、河北 3 道北部，炽盛一时，京师震动。唐朝出动的平叛大军，最多时达 30 万众，到永隆元年（680）闰七月才告暂时平息。
在漠南突厥大暴动之后，唐朝尚能紧急设置六胡州，说明河曲之内的粟特部落并未卷入其中，而突厥大暴动之后即“扇诱奚、契丹侵
首先，六胡州地处河曲的灵、夏州南境，属灵州都督府管辖。而突厥大暴动之后侵扰所及和唐军平叛战事波及地区，截至永隆元年 (680)都是在黄河以北的阴山内外（如黑山、黑沙、狼山等地点），河东道北
其次，从漠南突厥大暴动后并未先行南下河曲，粟特部落亦未起而响应来看，他们未受直接“扇诱”假设粟特部落曾经受到“扇诱”起而北上响应突厥暴动，就须越渡黄河这道天然封锁线，而其时正当初冬十月天气，黄河尚未“冰合”（封冻），交通不便。上述永隆二年正月里突厥南侵原、庆州之时，正在“冰合”期间，天堑变通途，故能长驱南下。再者，在六胡州的东、西两面 300 里内，有夏州和灵州两都督府，正北面又有丰州都督府，皆驻有军队镇防，一旦有警，便能快速出击弹压。而当时的情势正是突厥大暴动发生后，唐朝很快就出动大军讨击。
再次，从粟特居民当时的社会状况分析。自从贞观初年降附到突厥大暴动之前，他们在河曲已经居住了 50 年之久，历经两三代人。特别是从高宗永徽以后北疆无戎马大警垂 30 年，他们过着比较安定的驻牧生活，人口增加，畜牧蕃息。倘若接受“扇诱”或自发响应暴动，不仅会陷入居无定所的动荡颠沛之中，而且人人都有身家性命之虞。
史载粟特胡人贪冒善贾，性多翻覆，重财贿而轻仁义，即便受到“扇诱”肯定先要观望局势，权衡利害，决不会贸然举动。史载唐朝紧急设置六胡州时，特别“以唐人为刺史”这标志着六胡州由羁縻州进为正州。而这种置废升降是唐朝因缘局势演变而采取的灵活措置，已有先例。其“以唐人为刺史”者，或为汉人 , 如张仁楚于“圣历元年（698) 改授朝议大夫依州刺史”；或为入唐任官之“蕃将”如曾任鲁州刺史的安思恭。
五、设置六胡州的地缘军政意义
自贞观初年击灭雄踞阴山内外的东突厥汗国起，唐太宗威临四夷的“天可汗”声势开始形成。至二十年 (646) 又破灭取代东突厥而称强漠北的薛延陀汗国，铁勒诸部相继降附，北逾瀚海，尽入提封，李唐王朝独步东亚大陆的帝国霸权基本确立。然而，高宗调露元年的突厥大暴动如同惊雷狂飙 , 不仅揭开了突厥降户叛唐复兴的斗争序幕，而且终结了“自永徽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的相对安定局面，致使唐朝在大漠南北建立的羁縻统治秩序陷于瘫痪崩解，北疆军政局势全面恶化。
李唐帝国边疆军事形势的恶化 , 肇开于西南雪域高原上吐蕃王国的崛兴与扩张——东侵陡右和剑南，北争西域控制权。尤其是唐高宗咸亨元年 (670) 薛仁贵等将以 10 万大军惨败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仪凤三年（678) 李敬玄等将以 18 万大军惨败青海，遂使唐太宗击灭东突厥以来震慑四夷的军国声威——维系边疆地区羁縻统治的“无形资产”）——黯然失色。而唐军在陡右道的两次惨败亦即吐蕃王国的重大胜利，可谓突厥贵族反唐复国的“榜样”于是，漠南突厥大暴动继踵
史称突厥强则寇扰，弱则降服。此谓游牧政权在强盛之后向外扩张，羁縻部落于坐大之后走向叛离，乃是一种地缘政治趋势。而调露元年突厥降户大暴动的深刻原因，就是从其国灭降附以来，唐朝干涉其部落自治，尤其是役使其东征西讨，突厥贵族深感亡国无君（可汗）之苦，故而不惜牺牲，前赴后继地拥护任何一位可汗的后裔进行复国活动。而漠南突厥大暴动时就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 ; 泥熟匐失败后，突厥余众又复迎立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为可汗，以号令诸部，但又遭败亡。永淳元年 (682)，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又复起事，骨笃禄自立为可汗，后竟至返归漠北，建牙复国，史称后突厥(682-745)。
恩格斯曾经指出 ：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唐朝中央对突厥贵族这种日趋强烈的复国渴望及其严重后果，显然是缺乏充分认识的。所以“未雨绸缪”的防范措施也就不够到位。及至突厥大暴动发生，只能是在紧急调兵镇压的同时“亡羊补牢”设置六胡州以控制事态扩大到河南。
从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角度观察，设置六胡州的重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制河曲内部的羁縻府州
绥远必先安近。当调露元年 (679) 之时，在河曲之内不仅有贞观以来降附的粟特和突厥等羁縻府州，还有遭受吐蕃侵攻被迫从陡右道东迁而来的吐谷浑和党项部落。如高宗咸亨三年 (672) 时就在灵州南部设安乐州（今宁夏吴忠市东山水河流域），安置吐谷浑王族诺曷钵部。仪凤至永隆元年 (676-680)，是党项部落向东迁徙的高潮期。如此前侨置庆州的静边州都督府（以党项拓跋氏 18 部落为主），在此期间又向东迁徙到银州（今陕西横山县党岔乡 ) 境内无定河之南 ; 此外还有一些党项部落散处于灵、夏州境内。如果河曲之内的这些羁縻部落群起响应河外的突厥大暴动，其危害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控制动乱事态蔓延，稳定河曲之内局势的当务之急，就是镇抚好居住此地已达 50 余年之久的粟特部落。如此，便能有效地防止党项等部落起而效尤。
再者，在唐朝边疆都护府、都督府直接统领控制下的羁縻部落，既有“为国 ( 唐 ) 守境，防捍外蕃”的政治职责，又有“自备鞍马，奉调出征”的军事义务。所以，在六胡州因缘突厥大暴动而由羁縻州进为正州并“以唐人为刺史”之后，这种军政职能无疑会更趋强化的。
（二）控制地缘战略通道
从军事地理角度观察，今鄂尔多斯高原的地貌为荒山、丘陵、沙地、河沟、湖泊和耕地相间分布，而大部分属于风沙草地。其自然地形为中、西部高隆而四周降低，呈波状起伏，曼衍和缓，交通道路受地 理条件制约的程度较低，在古代尤为便于集团骑兵 驰逐奔冲，因而在军事上不易控御。但是，河曲外有山地屏障，内有长河襟带，可谓拒防天成——高山巨川阻限交通，涉水必由津渡，逾岭必走谷径，正可恃为军事防御凭借。
自秦汉以降，漠北游牧民族南下阴山进入河套的主要纵谷（隘口）通道，自西徂东有狼山西段鸡鹿塞 ( 今内蒙古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狼山中段高阙塞 ( 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南石兰计山口）、五原梱阳塞( 唐代称呼延谷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昆都仑河谷）、大青山白道谷 ( 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蜈蚣坝）。
秦汉隋唐诸朝建都关中，北向抵御匈奴、突厥等游牧汗国的军防阵线（以城镇和长城为防御工程），第一道是依托阴山和黄河，第二道是依托白于山。而河曲地当这两道防线之间，既是阴山防线的纵深后援，又是白于山防线的缓冲前沿。“河曲之地，密迩京畿。”其南缘白于山到关中的直线距离约 300 公里，在唐代有两条官驿大道 ：东为延州（今陕西延安 ) 道，南通长安，西北至夏州 ；西为庆州道，东南通长安，东北至盐州。在白于山北面的河曲之内，有三条纵向道路。东为银胜道 ：
（三）保护战略物资——官私牧马
在古代社会，马乃“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匹首先用于装备车兵（马拉战车）、马军” 骑兵），其次用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的邮驿，再次用于交通运输等方面。《新唐书·兵志》云：马者，兵之用也 ; 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历代监牧的主要任务就是繁育、驯教马匹，为军队和各级官府提供优良的马匹。综观李唐王朝历史，其朝廷军力强弱升降乃至国运隆替，都与“马政”事业的兴衰密切相关。
在世界历史上， 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任何军队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不能指望作战胜利。”唐朝前期破灭突厥汗国、开疆拓土的辉煌业绩，再上溯西汉武帝时抗击匈奴侵寇的威烈武功，皆可谓世界历史中农耕王朝“以骑制骑”的伟大胜利。吐蕃大将尚结赞曾言 ： 胡以马为命”。当骑马民族与农耕民族和平交往时，用来市易的主要物资就是马匹牛羊 ; 而相互交恶兵争时，他们抢夺的也是牲畜和牧地。与此同理，对于中原农耕王朝来说，马匹和牧场既属战略资源，无疑也就势在必保必争了。
前文已述，六胡州所在的“河曲丰旷之野”曾是唐前期的监牧基地之一。所以，设置六胡州并“以唐人为刺史”按照正州的行政模式对粟特居民进行直接管理的同时，对其畜牧生业的控制也就寄寓其中了。而河曲的政治稳定无疑有利于盐、夏监牧的安全生产。六胡州进为正州，粟特居民成为地方州府直辖的“编户齐民”就要承担赋役征调。唐代边地羁縻府州对中央朝廷的“职贡”义务之一，就是以“和市”方式提供马匹。如前述开元二年姜晦就以“空名告身”前往六胡州市马。
不过，在设置六胡州的初期阶段 , 这些紧急行政措置的预期绩效之实现，首先需要唐军抗御突厥侵寇的胜利来保障。但当时的局势发展却是很不乐观的，尤其是河曲监牧马匹的损失甚为惨重。这是因为，漠南突厥叛离复国所引致的唐朝北疆局势全面恶化之后果是严重而深刻的一自唐初以来对付边疆战事的临时性野战“行军”向长住边军的转变、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边疆大都督府和大都护府防御体制向节度使司 ( 大军区 ) 体制转变的最初因素，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但此乃牵涉广泛之课题，非本文所能详之，兹不深论。
唐前期“六胡州”古城位置有待继续探索
——与《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作者商榷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艾冲
近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于唐代前期“六胡州”的研究相当重视，产出了一批具有新意的学术成果。其中，王乃昂、何彤慧等同志的《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 3 期，第 36-46 页。以下简称《六胡州》）一文，运用历史文献、野外考察和文物考古资料对“六胡州”治城作了新的探究，提出新的见解。
一、《六胡州》关于鲁州治城定位的证据不足
《六胡州》作者认为“关于六胡州城址的地理位置，目前可言发现的惟有鲁州”。“以上证据，足以说明兴武营在明清以前曾是一座较大的唐、宋、西夏城池，各种资料均显示应为六胡州之一的鲁州城。”（《论丛》第 40 页）换言之，鲁州古城即位于今宁夏盐池县高沙窝乡二步坑村的兴武营故城。作者举出的证据有下列四条 ：其一，盐池县苏步井乡硝池子村西侧窨子梁唐墓出土的墓志铭 ；其二，《嘉靖宁夏新志》相关兴武 营城的记载（按《六胡州》作者所注出处一《嘉靖宁夏新志》 卷 1《边防》并无此段引文 )；其三，实测所获明代兴武营城的平面形制；其四，兴武营城墙内部的包含遗物指示的历史年代。但是细审这四个方面的资料，觉得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不能证明其所持论点。
首先，关于盐池县苏步井乡硝池子村西侧窨子梁唐墓出土的墓志铭文。在其出土后，文物工作者对铭文的判读存在着分歧。为了能够辨清墓志铭文，2007 年秋，我们利用赴银川开会之机遇，专程前往宁夏博物馆访寻该墓志，但因无法找到墓志原物而深感失望。在此寄希望于文博界学者能保有该唐代墓志拓片者，以便将来有幸一睹。现将该墓志铭不同判读节选列于下面。其一见于《盐池县志》第 3 章《文物古迹·历史文物》，第 416 页 ：
……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经于鲁州如□□□□礼私事春秋八十有五以其□二十八□迁窆于□□东石窟原礼也……
其二见于《文物》1988 年第 9 期，第 43-56 页 ：……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如鲁县□□里私第春秋八十有五以其□二十八□迁窆于□城东石窟原礼也……
由于墓志铭文的释读出现歧义，因而给学者利用该资料带来不便。相比较而言，《文物》刊文的释读较为可信，也与《六胡州》作者的引文基本一致。即便如此，这篇墓志铭文也无法证明兴武营故城就是唐代鲁州治城。依《文物》载文的释读，墓主于武则天久视元年（即圣历三年，公元 700 年）九月七日逝世于鲁州如鲁县□□里私第，并于其□二十八日迁窆于□城东石窟原。在此，我们尤其要注意“迁窆”
其次，《嘉靖宁夏新志》有关兴武营城址的记载，无法证明兴武营故城就是唐代鲁州治城。《嘉靖宁夏新志》载：东路兴武营守御千户所，建置沿革：本汉朔方郡河南地，旧有城，不详其何代何名，惟遗废址一面，俗呼为‘半个城’。正统九年，巡抚都御史金濂始奏置兴武营，就其旧基，以都指挥守备。……城周回三里八分，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三尺，阔二丈，西、南二门 及四角，皆有楼。”《嘉靖宁夏新志》在此表述极其清楚，“旧有城，不详其何代何名，惟遗废址一面”，也就是说，迄正统九年明朝建筑兴武营城之时，地表可见的无名古城的残墙址只有一道，古城轮廓早已湮毁。亦并未明确记载该城址乃唐代古城。既然惟遗留一道残缺的颓垣，怎么能佐证明代兴武营城就是沿用唐代鲁州城呢？显然不能。退一步来说，既便能证明这是唐代城址，也可能是唐代官营盐州牧监遗址，因为夏州群牧使下辖诸牧监的朔方监，就在今宁夏盐池县西北境，其具体位置迄未定位。
再次，《六胡州》作者实测所获明代兴武营城的平面规制数据更难于作为证据。所谓“兴武营城郭略为矩形（图 2—a)，2005 年 4 月实测( 其）东墙长 610m，西墙长 580m，南墙宽 470m，北墙长 480m，周长在 2000m 以上。城墙底宽 13m 左右，顶宽约 4m，高度在 6m 上下，是一处比较大且保存完整的古城址”。实际上，《六胡州》作者测量的是明代宁夏镇东路兴武营城的规制，用以说明明代长城的相关专题是恰当的，却无法证明唐代任何议题。但是，《六胡州》作者恰恰使用了这组明代兴武营城的实测数据及 绘制的该城平面图以作为唐代鲁州治城的数据及其平面布局，实际上毫无佐证效力。
更令读者不解的是， 六胡州》作者称实地测量的结果，兴武营“城
第四，兴武营城墙内部的包含遗物指示的历史年代准确与否仍值得推敲。《六胡州》作者举出实地考察所获城内和墙体包含物，以论证明代兴武营城故址是唐代鲁州治城。认为“从口沿推断，墙体中混筑的乳丁纹陶片系典型的唐代遗物”，2005 年 8 月考察时，曾捡到半枚‘开元通宝’。”“采南墙夯层所夹动物骨骼测定年代……时代略当中唐至晚唐之遗存”。物证虽然较多，能直接说明问题者太少。所谓“墙体中混筑的乳丁纹陶片”是否是典型的唐代遗物，尚难确定 ；判断该遗址是不是唐代古城，应联系同时期的灵州城、丰安军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诸古城遗物分析。墙体所包含动物骨骼亦然。其碳十四同位素测年结论出自哪个机构？有无从事考古文物测定的资质？作者并未注明。
综上所述，作为唐代“六胡州”之一的鲁州城究竟在何处？并未获得学界公认的发现与确定。
二、《六胡州》关于兰池都督府治城位置的判断并不正确
关于兰池都督府治城的地望，《六胡州》作者判断 ：查干巴拉嘎苏城址是唐代兰池都督府驻地。他说 ： ……据此，张郁认为兰池都督府是巴郎庙古城，王北辰考定其为内蒙古鄂托克前旗 境内的敖勒召其古城。前者方位、后者里程与文献记载均不甚吻合，且城址附近也无‘兰池’之湖泊遗迹”。《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载：兰池都督府城‘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成为判定兰池府故城的最重要依据。王北辰否定张郁的位置判断，无疑是对的，因为巴郎庙古城与北大池古城的方位不符文献记载。王北辰指出 ： 但从现代大比例地图上看，巴郎庙古城位于北大池古城的西北方，而敖勒召其古城才恰好位于北大池古城的北方 ；从两城与北大池古城之间的距离看，二者大致相等距。笔者调查，从敖勒召其到北大池古城恰为 40 公里，敖勒召其古城即在镇外”。王北辰的推断依据充分，可以成立。《六胡州》作者否认关于敖勒召其古城是唐代兰池都督府城之说，却无道理。
所谓“兰池都督府也可能治此（笔者按即查干巴拉嘎素古城址 )”的判断并无佐证。首先，如同巴郎庙古城一样，查干巴拉嘎素古城也不在北大池古城（白池县城）的正北方，而是处在东北方 ；显然不符合兰池都督府城“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的记载，即方位有误。其次，《六胡州》作者称 ： 当地人亦称该城（即查干巴拉嘎素古城址）为‘五湖城’，盖因土地卑湿、湖泽众多之故，与‘兰池都督府’之‘兰池’吻合。”这种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是讲不通的。唐代人称天然湖泊为“泽”、“泊”、“湖”，而对于人力可开采矿产资源的盐湖则称作“池”，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盐州的得名，即因其北部有“乌池、白池、细项池、瓦 窑池”等人工可开采的盐池而得名。还有大非苦盐池、胡洛盐池等。盐湖一律称“池”。另外，唐史中相关“贺麟泽“、 拔利干泽”、 沃野泊”、 长泽”、 阳城泽”、 突纥利泊”、 库也干泊”、“弥鹅泊”、“榆禄浑泊”、“地颓泽”等，则都是普通的天然湖泊。因此， 六胡州》作者将“兰池”解释为“土地卑湿、湖泽众多”显然有误，当然不能成为所谓查干巴拉嘎素古城即唐代兰池都督府治城的佐据。再次，查干巴拉嘎素古城城内、城外，并未出土或找到可资证明其身份的文物，尽管曾出土铁锅、秤砣、陶罐、残砖瓦等。依据唐代史书惯例，兰池”解释为盐池之一较为合适，而且是较小的盐池，很可能已干涸或消失，其遗址应在今敖勒召其镇与其东侧的敖勒召其古城附近勘察与寻觅。总之，兰池都督府城仍然相当今敖勒召其古城（即包日嘎查古城 ) 的位置。
三、《六胡州》存在的其他问题
《六胡州》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出现的若干舛误、纰漏及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学术文章如果存在大量的概念、语言或文字错误，就会直接影响其可信度。
概括起来，《六胡州》中存在五个方面的弊病。
其一，以主观臆断作为立论的基点。《六胡州》作者将鲁州治城定于今兴武营故城、丽州治城定在今巴郎庙古城、含州治城指在今乌兰道崩古城、塞州治城置于今敖勒召其古城、依州治城 确定在今苏力迪古城、契州治城假定在今巴彦呼拉呼古城。虽然不乏对各个城址现状的描述，但其基本依据只有一条，即“第三，鲁、丽、含、塞、依、契六州自西向东分布”。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顺序理念？纵观全文，作者并未作出丝毫的说明。显然，所谓“六胡州”在鄂前旗境内“自西向东分布”的立论毫无依据。既然如此，依照这个顺序考证的六胡州治城位置，就欠缺有说服力的证据。何况经实地勘察，对于乌兰道崩古城址、苏边迪古城址的年代，并无确凿的文物考古资料证明是唐代古城。兴武营故城亦然。敖勒召其古城址已被考定为兰池都督府驻地。只有巴郎庙古城址、巴彦呼拉呼古城址可以定为唐代古城。作者这种以先入为主的臆断作为论述基点的做法，是不宜提倡的行文模式。
其二、时间概念不清晰。例如《六胡州》中一再出现“唐初’一词。
其三，空间概念错讹。例 1 ：在《六胡州》中，作者先后五次提及“灵、夏之间”之说，却并未注明出处（第 36—38 页）。作者引用《元和郡县图志》、 旧唐书》、 新唐书》文，涉及“灵州南界”、 灵州”、 灵、夏南境”，并无“灵、夏之间”的记录。作者特意加以双引号，表明是引文，却无出处。显然其空间概念不清。例 2 ：元和九年（814 年）重置的宥州，跟唐前期“六胡州”已毫无关系，作者仍视其为“六胡州”地区行政沿革的第六阶段，十分不妥（第 37 页 )。例 3 ：作者称“隋代的盐川郡原为汉武帝元朔二年（前 127 年）所置五原郡”（第 37 页）。
其四，制度概念模糊。《六胡州》作者在叙述“六胡州”地区的行政建制沿革时，有意无意地更改历史文献记载，遂使所论失去可靠性。譬如：作者称“第一，调露元年（679 年 )，在灵、夏两州之间的灵州境内，置鲁、丽、含、塞、依、契六羁縻州，以部落首领为各州刺史（包括都护、县令 )，当时被统称为‘六胡州’”（第 36 页 )。而《新唐书·地理志》载：“调露元年，於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对比之后可知，《六胡州》作者将“以唐人为刺史”篡改为“以部落首领为各州刺史”， 唐人”与“部落首领”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流官制，后者是羁縻制（世袭制）。经更改后，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更令人奇怪的是，《六胡州》作者竟然将都护府的都护、县级政区的县令与“六胡州”的州刺史放在一起，即“以部落首领为各州刺史（包括都护、县令）”。州刺史是州级政区的主官 ；都护之职在州刺史之上，系统州政区的主官 ；县令之职在州刺史之下，属县级政区的主官。“六胡州”的州刺史焉能“包括都护、县令”？如此，作者任意羼入个人的意愿，实属不当。更有甚者，将六胡州的居民指为“突厥降户”、“突厥人”、“包括粟特人在内的突厥人”。史学界公认唐代“六胡州”的居民是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粟特）胡人，岂料《六胡州》作者竟然熟视而不见呢？虽然其后也提及粟特人，却是引用其他学者之语，且将之归入突厥族群。再譬如 ：作者所谓“第三，神龙三年（707 年 )，置兰池都督府，撤销匡、长二州的建置，将六胡州更为六县，仍属兰池都督府”（第 36 页）。在此处，任意改变文献记载原意的现象更加严重。不妨再援引《新唐书》原文 ： 长安二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新唐书》并无“撤销匡、长二州的建置”之语，不知作者究竟从何得来？为什么不注明
《新唐书》引文有“分六州为县”，则无“将六胡州更为六县”，也不知作者从何处获悉？为什么不注明出处？无论是直接引用，抑或间接引用，都应注明其出处。若依据《新唐书》记载，至神龙三年（707
《新唐书》如此说 ：开元“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其后侨治经略军（城）。至德二载，更郡曰怀德（郡）。乾元元年，复故名。宝应后废”。两《唐书》所述基本一致，《旧唐书》记述相对系统 ；只是《旧唐书》在“怀德郡”后的“都督府”三字，纯系衍文而已。据两《唐书》记载，天宝元年，宥州改称宁朔郡 ；至德二年，又改宁朔郡为怀德郡；乾元元年，复称宥州；宝应后废。这才是历史真实。显然，并非同时存在两个宥州——寄置於经略军城的宥州、原来的宥州，作者是在画蛇添足。这表明其对“六胡州”地区行政制度变化并不清楚。
其五，地名概念含混。《六胡州》作者称 ： 其时，主要的行政中心为朔方节度使（灵武节度使、灵盐节度使、定难军）治所灵州及其所统领的夏州、宥州、盐州等”（第 38 页）。在此，定难军节度使驻夏州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古城 )，是夏州节度使的更名。将之归于朔方节度使毫无道理。《六胡州》作者还写道 ： 灵州在西夏建国前为其政治中心，称西平府，建国后为大都督府，是与西夏国都中兴府、位居河西的兴庆府并列的最高级行政单位。”（第 38 页）需要强调指出 ：中兴府、兴庆府，都是指今宁夏银川市之地，并非同时并列的两个行政单位。公元 1033 年，西夏升兴州为兴庆府 ；公元 1205 年，更改兴庆府为中兴府。它们是西夏国都在不同时期的名称，并非同时存在的地名。此乃兴庆府和中兴府的相互关系一前后承袭关系。《六胡州》作者无疑将两个地名弄错了。
四、结语
本文针对《六胡州》关于唐前期“六胡州”地区的行政建制沿革和六州治城定位的研究，提出了商榷及质疑。所谓“鲁、丽、含、塞、依、契六州自西向东分布”的立论基础是主观臆想。由此出发推断的“六胡州”治城位置，以及兰池都督府城的地望，并不可信。《六胡州》作者在行文时出现诸如先入为主的臆断、时间概念不清、空间概念错讹、制度概念模糊、地名概念含混的状况，直接地影响着该文的学术见解之可靠性，因而后者难于成立。在现阶段，“胡州”古城定位研究，仍有待继续与深入。因此，不宜将个人见解作为定论在媒体上尤其是互联网上宣扬。至于该文第三部分“六胡州古城址的环境指示意义”，因本文篇幅所限，容后另文讨论可也。
再论唐六胡州城址的定位问题
——兼谈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讲师、理学博士 黄银洲
近几十年，唐代设置的六胡州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取得诸多进展，如民族、经济、宗教、文化、部落迁徙、历史地理等。然而，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不足，如与六胡州相关的城址定位问题。侯仁之在 1970 年代确定位于鄂托克前旗城川乡的城川古城为元和十五年（820 年）设置的宥州，并得到一致公认 ；王北辰讨论了北大池古城、敖勒召其古城、包乐浩晓古城的对应问题，认为北大池古城为唐之白池县城所在，敖勒召其古城为兰池都督府所在，包乐浩晓古城为经略军城所在 ；艾冲同样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索 ; 王乃昂等用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的方法，确定了六胡州中的鲁州所在地，即今兴武营城址所在。大多数学者对此结论持赞同态度，艾冲则对该观点进行了质疑，但较为缺少具有实质意义的论点或者证据。笔者过去几年多次参与鄂尔多斯高原历史环境变化的考察，对该地区的历史地理稍有了解，在此就六胡州相关的多个城址定位问题进行再讨论，同时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问题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六胡州的设置及存续时间
《旧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等历史文献中均对六胡州的设置有所记载，且大致相同。兹将《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记录如下：宥州宁朔郡，上。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八年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其后侨治经略军。至德二载更郡曰怀德。乾元元年复故名。宝应后废。元和九年于经略军复置，距故州东北三百里。十五年徙治长泽，为吐蕃所破。长庆四年，节度使李祐复奏置。
根据文献所载，我们基本能够明了六胡州地区在唐代的建制沿革。六胡州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安置突厥降户，关于六胡州的初始设置时间尽管文献载为调露元年（679 年 )，然洛阳地区安菩墓志的出土带来了新讨论。墓志题名为“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且墓志记载安菩于麟德元年（664 年）去世，早于调露元年（679 年 )。有学者因此认为历史文献所载的调露元年（679 年）只是以唐人为刺史管理六胡州的年代，实际设置六胡州的年代应早于武德元年（618 年），但这一推论仍有待探索。六胡州设置之后，实际存在年代并不长，开元十年（722年）并为鲁、丽、塞、契四州之后，六胡州一词已完全失去其行政意义，文献记载的此后该区行政建制变化更多为新、旧宥州的嬗变。但无论从行政区划单位和种族及地域概念来说，唐代六胡州一词均具有重要意义，以至于能在坊间长久使用，并指代这一特定地理区域。许多学者对六胡州的设置原委及迁徙过程已经有细致的研究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二、已确定的与六胡州相关城址
六胡州的位置究竟在何处？历史文献仅简单记载为“灵、夏南境”或“灵州南界”，缺少详细的说明，仅以“南境”定位显得比较模糊，此处，“灵”指灵州，夏”指夏州。灵州在唐代的范围，元和郡县图志》载：州境东西五百八十里，南北八十里。”根据常识判断，此处记载的“五百八十里”是可接受的，“南北八十里”则明显错误。
艾冲认为此处的“东西五百八十里”的记载同样不妥。至于“南北八十里”，不仅从现代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可以认为记载错误，文献的旁证同样可以表明其记载错误。同书对灵州下辖的怀远县记载为 ： 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灵州下辖的一个县尚且在州北“ 一百二十五里”，“南北八十里”的记载明显错误。夏州州境在《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记载为“东西二百一十五里，南北七十里”，学界对东西距离没有异议，南北距离则认为记载失误。贺次君点校的版本中也注为“宜有脱误，乐史作‘七百五十里’”，所引为北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的记载，间接证据为《元和郡县图志》中对胡洛盐池的记载“在县（长泽县）北五十里”应为“在县北五百里”，清代杨守敬所撰《水经注疏》也直接做“在县北五百里”记录。然而此处同样存在一个问题，既然此处的胡洛盐池为《新唐书》中所引贾耽日
上面对灵州和夏州的州境进行了简单分析，只是为了将六胡州的位置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由于历史文献的记载错误，在没有更多证据出现之前，实难将其边界准确划出。但夏州的州府所在位置现今是确切知道的，即今统万城遗址所在。灵州城址尚没有确切定位，早先学界一般采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吴忠建市以后，逐渐改为“今吴忠市北或西北”。2003 年 5 月 8 日，《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铭》的出土，为灵州城址提供了更为明确的线索。墓志记载墓主人吕氏“终于灵州私第”，葬在“回乐县东原”，灵州与回乐同治一城，因此灵州城当在墓葬的西面，即吴忠市利通区所在，只是具体地点需更多考古发现。考定了夏州和唐代灵州的地望，再来讨论属于夏州的长泽县和属于盐州的白池县。《元和郡县图志》中长泽县条下涉及汉代的三封县和三封故城，记载为 ： 长泽县，本汉三封县地，属朔方郡，即今县北二十里三封故城是也。”结合实地考察和《水经注》的记载“河水又北经临戎县西，河水东北经三封县故城东”，侯仁之已经考证三封县故址在蹬口县保尔陶勒农场附近的麻弥图古城，表明与长泽县并没关系。那么长泽县究竟在何处？根据对城址周边出土铜钱朝代的统计及《元和郡县图志》中对长泽县和夏州里程关系的记载“东北至州一百二十里”，侯仁之和朱士光均认为位于鄂托克前旗城川乡的城川古城即唐之长泽县，也就是元和十五年 (820 年）移置的宥州所在，这一观点目前在学界已得到公认，本文赞同此观点。
确定白池县城所在，对于盐州城址的确定至关重要。《元和郡县图志》载其与盐州的空间关系为“南至州九十里”，考其方位距离，唯今之定边县相当。嘉庆《定边县志》在其古迹条下更是记载 ： 盐州古城，在县之东南隅，唐时筑，遗址尚存。”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定边县城历史上多次遭受洪水淹没，缺少考古证据的证实。近年以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定边县城在扩建过程中，在其城区南端新建城区（当地称定边新区）发现约数平方公里的文化堆积层。这仅限于修建区范围内，未开发区域的文化古遗存范围应该更大。堆积物主要有灰土、牲畜骨骼、火灶、焦土、木炭等，伴有宋夏时代的砖瓦残块和瓷器碎片，其中还有完整的西夏兽纹瓦当和灵武窑瓷器残片。堆积层的中、下层有唐的白瓷片等，属耀州窑和定窑的瓷器残片，为唐代遗物。未见元代以后器物，出土钱币的时代也截至宋夏。2006 年 4 月实地考察所见文化堆积层，埋深一般在 5m 左右。在建筑基坑中除看到许多唐代遗物外，还见有大量西夏时期黑色与绛色瓷片和许多兽骨，其中兽骨的 14C 测年结果为 Cal AD986±43 和 Cal AD 1243±26，充分说明了其存续时间。
三、六胡州城址定位
过去几年我们对鄂尔多斯高原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踏访了鄂尔多斯高原沙区内几乎所有古城址。通过 GPS 对古城址的定位、野外实地考察对古城址存续时间的确定，结合 GIS 的分析功能和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精确地明确城址之间的时空关系，因此这一工作对认识鄂尔多斯高原的历史地理非常重要。由于篇幅及主题关系，本文不拟对鄂尔多斯高原上沙区内的众多古城做详细描述，仅就可能与六胡州相关的古城址进行说明。
1. 兴武营城址——关于鲁州城址的争论
兴武营是位于今盐池县高沙窝乡二步坑村的一处明代军堡。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明确记载该城为明朝时期的遗址，少有其他考古及历史地理研究。过去几年我们多次踏访了该城址，对其有一定的认识，并利用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与实证方法，证明其址曾为唐六胡州之鲁州所在（其文刊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 3 期上，题为《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 后文简称《发现》)，这一结论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并获得很多学者的认同。其主要证据为 ：（1）考古发现。出土于盐池县苏步井乡硝池子村西约 5km 窨子梁的墓志记载，“君，大夏月氏人也。……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如鲁县□□里私第。”“迁窆于□城东石窟原”，表明鲁州城址应在窨子梁西侧。
（2）文献记载。嘉靖《宁夏新志》中有兴武营修城时的重要记载：旧有城，不详其何代、何名。惟遗废址一面，俗呼为‘半个城’。说明在兴武营修建之前存在一个古城址。
（3）古城遗迹及其年代测定。兴武营城墙及城址内所含的唐代遗物，表明早于兴武营的古城址应为唐宋时期城址遗址。城墙内骨块测年结果（Cal AD 875±93）证明早于兴武营修建时此处确切存在一个唐城。
最近，2009 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 期上刊出的商榷论文《唐前期“六胡州”古城位置有待继续探索——与“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作者商榷》（后简称《探索》)，对这些证据进行了质疑，认为没有一条证据可以表明兴武营军堡即为鲁州故址所在。由于笔者多次参与兴武营的实地考察，对各方面的证据均存在一些想法，在此
首先，关于墓志的解读问题。《发现》一文中认为“迁窆于□城东石窟原”的志文脱落的字应为‘州’或者‘县’，即可理解为将墓葬迁至州城东或县城东石窟原。因此，鲁州当在石窟原西侧。《探索》一文中提供了墓志另外一个版本，即《盐池县志》第 3 章《文物古迹·历史文物》中的记载 ： ……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如□□□□礼私事春秋八十有五以其□二十八□迁窆于□□东石窟原礼也 .....，两篇志文存在的最大差别是一个为“迁窆于□城东”，另一个为“迁窆于□□东”。
其次，嘉靖《宁夏新志》中对兴武营修建时的记载为 ： 旧有城，不详其何代、何名。惟遗废址一面，俗呼为‘半个城’。正统九年，巡
第三，《探索》的作者对《发现》提出的兴武营城址中残留的唐宋遗物及骨块测年提出的质疑同样值得推敲。纵观两篇论文，《发现》是通过实地考察完成的，同时也参考了考古学者的意见，而《探索》作者则从来没有去过兴武营城址，其发表的相关论文也很难看到野外实地考察的痕迹，而且《探索》全文也没有提出任何该城不是唐宋时期城址的证据。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尽管最初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起初的一些研究可能仅仅依靠历史文献的解读就能取得一定成就。然而发展至今，这门学科已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纯书斋里的学问。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文献中对于地物的记载十分稀少，且很多时候记载者并不熟悉所载地区的地物，所载的内容也并非为专业使用而记载，只要通过对比分析结合野外的实地考察，就可以发现其中错误多多，侯仁之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已深刻指出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学中的重要作用。但《探索》一文作者显然对此十分漠视，这无疑是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退步。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历史地理学发展至今天，单一学科的注经式研究应该没有太多存在的空间了。从有效思维的角度看，《发现》一文中在城址考察中所见的唐宋遗物及 14C 测年结果是可以确证的。至于半枚铜钱的获得位置疑问，稍加思考则会理解为在城址中获得，《探索》作者提出此疑问，明显已经沦入无端怀疑的泥沼。归纳上述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发现》对于六胡州中鲁州城址的定位是实地考察、历史文献考证、考古发现、地表遗物分析、测年结果对照等多方面证据互补或者说交叉印证的结果，其思路是利用目前学界倡导的多指标参照方法来建构一种观点或获得一个综合结果。《探索》对此的质疑则是将每一种证据孤立出来，其思维是将任何单一因素都当作能独立说明问题的证据。我们知道，由于随机事物在统计学
2. 其他城址的定位
鲁州城址的确定，对于六胡州城址的定位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王北辰在《唐代河曲的“六胡州”》一文中提到，“据鄂前旗政协文史办曹德巴调查，鄂前旗境内共有古城遗址 8 处，除北大池古城、城川古城和敖勒召其古城外，其余 5 处古城尚缺少考察”。这是 1984 年时的数据，其后 20 多年来公开发表的文献对这些古城的研究实质性进展很少，现今对鲁州城址的定位丰富了我们对六胡州的认识。同时，过去几年我们对所有这些古城址进行了多次踏访，并进行了精确定位，其中王北辰指出的另外 5 座城池分别是三段地镇巴朗庙村的巴郎庙古城、二道川乡乌兰道崩村的乌兰道崩古城、敖勒召其镇查干巴拉嘎苏嘎查的查干巴拉嘎素古城、昂素镇西北苏力迪嘎查的苏力迪古城和昂素镇的巴彦乎日乎古城（图 1）。实地考察表明，这些城池的存续主要为唐、宋时期，只是苏力迪古城由于地表残留物很少，根据周边墓葬判断，既有汉墓又有唐墓，可能最初为一汉城，至唐时又再次利用。这些城址的现存情况在《发现》一文中已有描述，在此不拟赘述。结合《新唐书》、《旧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即六胡州设置在“灵、夏南境”或“灵州南界”，将前文所考定的灵州城址和夏州城址连线，这些城址均位于连线附近，可算作“灵、夏南境”或者“灵州南界”，因之应与六胡州城址存在空间关联性。前文已考定唐代的灵州、盐州、夏州、白池县、长泽县和六胡州之鲁州，借助 GIS 软件，我们将其他唐代城址与这几个城址进行了空间定量计算，结果见图 2。从图中可以看出，北大池古城（白池县城）
通过以上对各个城址的定位，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城址对应关系 ：六胡州之鲁州城址位于现今兴武营所在地 ；长安四年（703 年）设置的匡州即神龙三年（707 年）设置的兰州都督府、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设置的宥州所在，同时也是延恩县所在，城址在今查干巴拉嘎素古城。然而，尽管确定了以上几个城址，目前对于六胡州中的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由于缺少更多的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尚难以精确定位。同时，由于记载的欠缺，也难以得知这几个城池与匡、长二州的沿用关系。但开元十年（730 年）仅复置鲁、丽、契、塞四州，或许表明依州和含州在六州之中地位最低，从图 2 中看乌兰道崩古城的区位条件，由于南至北大池古城、北至敖勒召其古城均只有 13km 左右，从现代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尽管六胡州的设置最初是为安置突厥
四、结语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主要依托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专门知识，其间也涉及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等专业研究方法。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研究的综合素质，并深入探索某一个问题，方能取得较前人些许进步的成果。纯书斋式的历史地理学充其量只能称为历史学，这在我国早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或许能取得较多成果，但历史地理学发展至今，历史资料越来越容易获得的情况下，历史地理的研究如果仍然拘囿在单一的文献中，我们将很难看到该学科的又好又快发展，那么该学科也就很难在科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位。此外，由于历史文献的多解性或不确定性，尽管文献能够带来丰富的信息，作为历史学者或者历史地理学者也应忌讳在没有任何实际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固有的观念解读文献且排斥其他研究。诚然，历史地理学同时也是一门在辩论中前行的学科，但辩论是为了修正目前传统的解释，以便提出对往日的新认识，而不是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研究的咬文嚼字的责难。《探索》一文中指出的一些历史文献使用问题确实能有效改进自然地理学者在这方面的缺陷，但同时我们也可看出《探索》一文的指责并不能否定《发现》一文的核心结论，因为其对《发现》的特意否定掺入了太多主观因素。
本文对有关鲁州城址的定位争论进行了再分析、再考证，并对唐代设置的六胡州及相关城址进行了定位探讨，再次确认了六胡州中的鲁州城址即今之宁夏盐池县兴武营城址所在，并综合分析了匡州城址、故宥州城址和兰池都督府的位置及其与六胡州古城的沿用关系，结果表明该城位于查干巴拉嘎素城址处，且可能沿用的是丽州或契州中的一州。期望该结果能够对六胡州的城址定位有一定推进之功，并欢迎历史地理学界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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