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胡州-----鄂托克前旗唐代历史研究论文集（部分） 高荣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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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06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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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
土地利用的关系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艾冲
现代的毛乌素沙漠，跨连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陕西省的神木、榆阳、横山、靖边、定边和佳县等 6 区县之境。 关于毛乌素沙漠的起源与变迁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迄今大体存在三种不尽一致的认识。一是地质时期形成说 ；一是人类历史时期形成说 ; 一是地质时期沉积的沙质地层，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作用而导致沙质土壤裸露，受强烈西北风吹蚀而活化成沙漠。就历史时期形成说而言，亦存在形成时间、形成原因和沙化起始地诸方面的 分歧。探讨毛乌素沙漠的起源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朱士光教授（1986）所指出 ： 关于沙漠成因问题，在沙漠化研究与沙漠治 理工作中是个基础性、关键性课题。毛乌素沙地究竟形成于何时？系何成因？在当前我国沙漠化研究领域更是一个颇具典型性的问题。”笔者倾向于毛乌素沙漠初起于唐代的观点，但在具体的形成时间，原始沙源地和成因上都有自己的看法，特在此作简要的讨论，望学界同行 指正。
一、毛乌素沙漠变迁的三个阶段
为探明毛乌素沙漠的起源，首先需要了解这片沙漠在历史时期 的演变过程。依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以人工构筑物作为客观 的时间标尺，可将毛乌素沙漠的扩张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
1. 唐代后期初期“毛乌素沙漠”的扩散
历史文献中关于初期的“毛乌素沙漠”由西北向东南扩张的明确 记载，首次见于《新唐书》。即唐穆宗“长庆二年十月，夏州大风，飞 沙为堆，高及城堞”。将这一天气现象载入档案，表明时人视作此前从 未见过的灾异。由此可知 ：长庆二年（822）十月，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古城）北部遇到前所罕见的沙尘暴。十月之际，正值初冬， 鄂尔多斯髙原盛行西北风。强劲的西北风吹扬起的粉沙物质，经过空中搬运一段距离或遇城墙阻挡而降落地表，所谓“飞沙为堆，高及城堞”正是真实的写照。唐代夏州北部有 2 县——朔方县（夏州治城，今白 城子）、德静县（故址在今榆阳区补浪河乡魏家峁村附近），是时均遇到“飞沙为堆”之困扰。从现代科学的视角观察，朔方、德静 2 城遇到的是扬沙扬尘天气，其附近一带尚未出现流动沙丘。因此，判定今白城子与魏家节一线于公元 822 年冬首次遭受早期“毛乌素沙漠”扩散的影响，可视作毛乌素沙漠扩张的第一阶段。
长庆二年（822）的大风扬沙，沙源来自夏州城西北方，换言之，现代毛乌素沙漠最初的沙源地位于夏州城的西北方向。早在唐德宗贞 元年间（785—805），贾耽在其著作中就记载着初期“毛乌素沙漠”所在位置。在他所记“从边州人四夷七道”的“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 道”沿线，存在两片沙漠，一片沙漠是位于黄河南侧的“库结沙”，也就是今天的库布齐沙漠北半部 ；另一片沙漠位于夏州城西北方，是一 片尚未命名的沙地，此乃初期“毛乌素沙漠”所在地。原文如下“广 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拔利干泽，过沙，次内横铲、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又经步拙泉故城，八十八里 渡乌那水。经胡洛盐池、纥伏干泉，四十八里度库结沙，一曰普纳沙。二十八里过横水 ；五十九里至什贲城 ；又十里至宁远镇。”自夏州城北 赴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天德军（大同城）的道路，经过乌水（今纳林河）北侧的贺麟泽、拔利干泽 2 个湖泊后，就要穿过一片当时尚无 名称的沙漠，才抵达契吴山东南缘的“内横铲”。契吴山东南距夏州城约 70 里之遥，则这片尚未命名的沙地就分布在夏州城西北方 60—70 里的地方。正因这片沙漠尚无正式名称，恰好说明它形成时间并不长久。 贞元年间（785—805）已进入唐代后期，这片初期“毛乌素沙漠”业 已存在，可推知其形成时间更早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夏州西北方的 契吴山及其以西区域是唐代前期“六胡州”暨“宥州”所在地，推断这片初期“毛乌素沙漠”西部当在“六胡州”地区。安史之乱发生之年（755）迄贞元元年（785）间，共计 30 年，初期“毛乌素沙漠”不可能在如此短促时段内形成，其形成必在唐代中期。依上述史料可知 ：初期“毛乌素沙漠”形成于唐代中期（8 世纪中叶），至贞元年间（785—805）向东南扩散到契吴山东南缘 ；迄长庆二年（822）十月，扬沙严重影响着夏州至德静二城一线。此后，契吴山至夏州与德静 2 城间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乃至沙漠化。
2. 宋明时期毛乌素沙漠的东南向扩张
两宋时期，夏州中部的沙漠化愈益严重。其西南方的宥州（治今鄂前旗城川古城）地方也受到流沙与扬沙的威胁。毛乌素沙漠逐渐扩散至无定河南侧一带。
历元迄明，毛乌素沙漠仍在缓慢向东南推进。至明代万历中，毛乌素沙漠迅速推进到延绥长城一线。延绥长城经过万历初年（1573）巡抚张守中重建，“崇墉蜿蜒，屹为巨障矣”。但好景不长，长城沿线 就遭到强烈的风沙侵袭，情势极为严峻。万历三十八年（1610），榆林镇动员 2000 多名军兵、民夫，机除长城外壁的积沙。据涂宗浚《修复边垣扒除积沙疏》称 ：万历三十七年（1609），榆林兵备道许占魁、延绥总兵张永胤亲赴长城勘查壅沙状态。“查得中路原筑边墙二百四十余里，高连女墙二丈五七尺。”“本道所属中路一带，东自常乐堡起，西 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边）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 者。”自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动工扒沙，至同年九月中旬，俱 已扒除到底，运送远地。这次扒除长城外壁积沙工作，施工军兵乃借 调东、西二路班军 2000 余名，相兼“饥民日有数百余名”。由此可见，自宋迄明，毛乌素沙漠渐次向东南扩张。由唐代长庆二年（822）的夏州、德静二城初蒙风沙危害，至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流动沙丘直抵常乐堡（今榆阳区东北）至清平堡（今横山县西南）段明长城一线。在 800年（822—1610）间，毛乌素沙漠大幅度向东南扩张。此乃毛乌素沙漠 变迁的第二阶段。
3. 明末迄今毛乌素沙漠的继续扩张
万历三十八年（1610）榆林镇扒除长城外壁积沙之工，收效甚微。此后，流沙与飞沙越过明长城继续向东南扩散。明人刘敏宽在《榆镇 中路论》中说 ： 保宁、波罗相去八十里……且东起常乐、西抵波罗，沿边积沙，高与墙等。时虽铲削，旋壅如故，盖人力不敌风力也。”由 于风沙对长城内侧地表的覆盖与湮塞，榆溪河与无定河间的三角地区快速沙化。例如“保宁（堡）昔称水泽之区，年来潴水渐涸，马无所饮”，严重缺水。保宁堡故址，位于今榆阳区芹河乡保宁堡村。万历初，榆林镇置分守中路参将府，后改设中协副总兵府，驻保宁堡。其军事地位甚重。明万历末期，却因风沙壅塞，渐次凋敝。保宁堡之南，原先分布数个小湖泊，诸如 ：杨官海、方家海（桑海子）、酸梨海（一作酸林海，或作酸刺海）、天鹅海（均在今榆阳区芹河乡南部），曹海子、土地海子（均在今横山县东北部），共 6—7 个小湖泊。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犹见于《延绥镇志》的记载，此后就渐被风沙湮塞。至 20
世纪初，仅留相关的聚落名称，如杨官海子、桑海子、酸梨海子、天鹅海子等地名，昭示着古湖泊的位置。
清初，毛乌素沙漠在长城以内不断向东南推进，扩大其覆盖范围。遂在榆溪河与无定河间出现大片的沙地，甚至被赋予固定的名称。譬如“十里沙”分布在榆溪河之西，北起长城，南达黑山，逶迤十余里之遥，“风吹日映，色如龙鳞”。毛乌素沙漠的扩散也引致榆林城遭遇 近似千年前夏州城的困扰，即风沙壅堵城墙的问题。榆林府县的官员只得多次扒除积沙，乃至最后放弃旧的北城墙而向南收缩，另筑新北 城墙。据《改修北城大略》称 ： 同治二年（1863），常道宪瀚鉴于本省同州、朝邑之回乱，目睹北城沙压残废，于十月内倡议改筑。…… 于是相度地形，弃旧城，南徙，筑土为垣，计长四百三十八丈七尺，高三丈，阔一丈八尺。”又据《刘福堂军门修城记略》：同治六年（1867）夏，回匪跳梁，榆人筹议城防，共请当道捐款修葺。是时也，但于城东北铲其沙，西南浚其濠，建营房，补睥睨，事未及竣而经费已不支矣。”显然，同治二年改筑榆林城北墙后，新筑的北城墙仍然蒙受流沙壅积之弊，同治六年再次铲除其外侧的积沙。
20 世纪 70 年代，毛乌素沙漠已推进至榆阳区鱼河堡东南的峁沟口附近。由于西北风与顺榆溪河谷大风、顺无定河谷大风在此会合，风力大为加强，风沙顺着无定河谷地不断延伸。迄 20 世纪末年，沙漠前锋已抵达上盐湾附近。形成西北起明长城、东南达上盐湾，长达 60 余公里的流沙带。此乃毛乌素沙漠在第 3 阶段扩张最远之地。在孤山川 至窟野河上游，流沙前锋已达神木县西北 3 公里处。在窟野河与秃尾河间地，长城以南的流沙顺柏林河谷地而下，绵延 20 公里 ；秃尾河西侧的流沙已达榆阳区东隅的开光川，绵延 20 公里，宽约 2 公里 ；常乐堡东侧长城以南的流沙顺佳芦河谷伸向东南方，沙头已至佳县打火店，长达 40 公里，呈沙堆、新月形沙丘分布。在横山县境，受西南——东北流向的芦河与相同走向的横山的阻挡，流沙沉降在芦河谷地，使之沙化严重。在靖边、定边 2 县，南有白于山脉耸立，其北台塬延至2 县中部（八里梁、柠条梁），红柳河往北转东流去，因此冬春季节西北风刮行至 2 县中部的“三边滩”（定边滩、安边滩、靖边滩），受白于山拦阻产生风管效应，转为西风，阻滞流沙南移而成为毛乌素沙漠的巨大屏障。流沙在 2 县北部改变运动方向，转趋东方。因此在 2 县北部存在一条与白于山大致平行、距离 30 公里的沙带，西起定边孟家沙窝、东迄靖边高家沟，宽约 1—3 公里，高约 3—15 米，呈现格状沙丘和新月形沙丘。受西风的驱动，三边滩地流沙向东移动，并非南移。 沙带跨越明长城、芦河后，因白于山拦阻作用减弱，折向东南，直逼横山县双城一带。延绵 27 公里，宽度达 15 公里。
依据前述，现代“毛乌素沙漠”并非某个历史时期形成的，而是经历由初期“毛乌素沙漠”向东南不断扩大的过程，不同地段的沙漠形成时间不同。按其变迁的 3 个阶段推断，初期“毛乌素沙漠”位于唐时夏州城西北方、宥州之境。
二、初期“毛乌素沙漠”形成于唐代开元天宝时期
各种佐证显示 ：初期“毛乌素沙漠”位于唐代夏州城的西北方，即唐代宥州（六胡州）之境及契吴山一带。其形成时间是唐代中期的开元、天宝时期（713—741、742—756）。
1.《新唐书地理志》转录贾耽“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的 记载在“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沿线的无名“沙”地，位于夏州城西北 60—70 里的契吴山东南缘。已见上节引文，此不赘述。这一片无名“沙”地正是初期的“毛乌素沙漠”，因交通干道穿越其东部而见于历史记载。因其尚无正式名称，故其形成时间不会太早，但经历了较为缓慢的形成过程。据此，初期“毛乌素沙漠”形成时间必在贞元以前，但绝不会在天宝末年至贞元初年的短促时段，它的初起只能在唐代前中期，即天宝十五年之前。
2. 宥州治所的迁徙标示宥州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沙漠化
唐代，宥州驻地经历两次迁徙，前后共有 3 处治所。宥州治所的多次迁移，反映出其行政区域自然环境发生不利众多居民生存的变化。宥州初置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据史载：是年“九月丙申朔……庚子， 於旧六胡州地置宥州”。宥州驻在废匡州城，故址位于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部的阿杜滩村附近。此外，宥州治下的 3 县 ：延恩县与宥州同治一城，怀德县驻在废塞门县城（待考），归仁县驻在旧兰池州长泉县（今鄂前旗驻地东侧）。这 1 州 3 县管理着自淮河上游地区迁回“六胡州”的昭武九姓人口。其行政区域相当今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东半部、乌审旗的西隅，以及宁夏盐池县北部。可是仅过了 17 年（738—755), 宥州就迁离旧治，而且迁出其行政区域，寄治经略军城，即“天宝末，宥州寄理于经略军”。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史籍记述此次宥州迁治事件用了“寄理”一词， 寄理”即“寄治”、“侨治”，意思指宥州行政机关迁出其管区，寄驻经略军城。经略军城，原称“榆多勒城”，故址在鄂托克旗驻地东 60 公里外，其东有唐时大非苦盐池，南有石子岭。宥州寄治经略军城历时 32 年（755—787）, 迄唐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787）止。是年十二月，宥州管内“昭武九姓胡东走石州，降于河东节度马燧”，随着昭武九姓牧民进入河东的云、朔二州，宥州建制遂被撤销。直到 27 年后的元和九年（814）五月，唐宪宗诏令在经略军城复置宥州及延恩县，相继向此迁入近万人口，“以实经略军”。可仅过 6 年，宥州于元和十五年（820）由经略军城南迁夏州长泽县城（今鄂前旗城川古城）。
这里的问题是 ：为何宥州于天宝末年（755）迁出“六胡州”地区后，再未返回其行政区域呢？从肴州初置迄迁出管区的时段内，“六胡州”地区并未发生战乱，亦无民族间激烈的冲突，或者出现灾荒，那么只能是“六胡州”地区的草原生态环境出现不利居民生存的巨大变化，致使宥州政府及其治下的昭武九姓人口不能在当地生活而逐渐东北移至夏州北部。这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前后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之语，就可见昭武九姓牧民东移夏州之情景（详后）。引起“六胡州”部分人口东迁夏州的自然环境变化究竟是什么？排除了其他因素之后，只能是宥州草原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退化——沙漠化危机，已难供养众多人口和牲畜，迫使部分牧民及其畜群渐次东移夏州西北部的契吴山一带，寻找新的草场。宥州政府为就近管理昭武九姓牧民而寄治经略军 城。综上所述，宥州迁出其行政区之举显系生态环境恶化所致。反言之，证 明初期“毛乌素沙漠”位于唐代宥州之境以及夏州西北境，它的活化实际是在开元、天宝年间。
3. 唐人诗文对初期“毛乌素沙漠”的描述
在唐后期诗人的作品中，不乏对夏州西北部沙漠景物的吟咏和描写。例如 ：建中二年（781）, 诗人李益的诗作《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就有“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不见天边青草冢，古来愁煞汉昭君。”作者在夏州城观为即将赴阴山的友人饯行，所描绘的“沙鼠”、“沙头”、“风沙”景象均在夏州西北方，而非夏州治城附近，此乃作者与征人在夏州城楼举杯北眺所见之景物。 最末一句“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不见天边青草冢，古来愁煞汉昭君”，以行人口吻吟咏夏州西北方的初期“毛乌素沙漠”风光。那一带恰是天宝末年宥州寄理经略军城后，昭武九姓牧民在契吴山区放牧之地。局部地方此时呈现“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的景象。是时下距昭武九姓牧民东迁石州尚有 6 年（贞元二年，787）。
咸通中（860—874）, 许棠在《夏州道中》一诗描述途中所见 ： 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堡迥烽相见，河移浪旋生。”所述沙漠景观也指夏州西北方的初期“毛乌素沙漠”。从“渐远赫连城”可知，诗人是从南向北行进在夏州与丰州间的旅途上，且在夏州西北方，因为惟有那里存在大片沙漠，符合触景生情而赋诗抒怀的意境。有的学者认为所述沙漠分布在统万城附近，实系误解。马载（会昌至咸通中，841— 874）的《旅次夏州》诗，“怅望胡沙晓，惊蓬朔吹催”，则展现出夏州城附近朔风飞蓬之景象。唐人诗文间接反映早期“毛乌素沙漠”蔓延扩散的现象，表明该片沙漠的形成必在建中二年以前。
4. 现代毛乌素沙漠的自然地理特点表明初期“毛乌素沙漠”
在鄂旗、鄂前旗之境
当今的毛乌素沙漠，跨连内蒙古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陕西神木、榆阳、横山、靖边、定边、佳县诸区旗县。其地势呈现西北髙而东南低的特点。无定河北侧支流诸如纳林河、海流兔河、榆溪河皆发源于毛乌素沙漠西北部的契吴山而流向东南，佳芦河、秃尾河、窟野河也具有大致相同的流向。这片沙漠处在东南海洋气团与西北方的极地冷气团的交锋进退地带，冬春季节盛行强劲的西北大风，易引发扬沙、扬尘或沙尘暴天气。依据这样的地势、水系、位置、风向诸 因素分析，初期的“毛乌素沙漠”只能起源于现代毛乌素沙漠的西北部， 即今鄂旗、鄂前旗东半部和乌审旗西隅。
如此推论，与上节论述的毛乌素沙漠历史变迁 3 阶段适相吻合。倘若臆测毛乌素沙漠是由东南向西北扩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在今 鄂旗和鄂前旗东半部沙漠中，隐藏着唐代宥州暨怀恩县治城（废匡州城，今阿杜滩村附近）、宥州寄治之城（经略军城，今鄂旗东部）、兰池州治城（今鄂前旗敖勒召其镇）、归仁县治城（旧兰池州长泉县，今鄂前旗中部）故址。这些唐时“六胡州”地区的行政建置遗存，昭示出初期“毛乌素沙漠”的形成与“六胡州”居民的畜牧业生产——牧业土地利用 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四方面的依据充分证明 ：早期“毛乌素沙漠”形成于唐开元天宝年间，起源地位于宥州之境，而宥州地区昭武九姓牧民的过度的畜牧 型土地利用是导致草原沙化的直接驱动因素。
三、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土地利用特点
研讨六胡州地区昭武九姓居民的土地利用特点，旨在阐明初期“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原因。究实而论，六胡州昭武九姓牧民从事的驻牧 型畜牧经济活动，直接导致早期“毛乌素沙漠”的起源。下面试作分析。
1.“六胡州”的区域范围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前期“六胡州”地区的行政建制，经历了由“六胡州”（鲁丽含塞依契 6 州）至匡、长 2 州，再至兰池、匡、长 3 州，继而置宥州的演变，但其管区基本不变。依照考证 ：六胡州暨宥州的故地，大体相当今鄂托克旗与鄂托克前旗的东半部（除鄂前旗东南部城川一带）、乌审旗西缘、宁夏盐池县明长城以北部分。依据当今诸旗县面积折算，唐代宥州行政区面积约为 17988 平方公里。宥州的南部边界略当今陕西定边县北界和宁夏盐池县“二道边”一线 ；其北界沿着都思兔河北侧分水岭分布 ；其西部边界相当今鄂托克、鄂托克前 2旗中部的南北山梁——西山，直抵都思兔河南岸；其东界沿契吴山分布，斜亘于夏州西北 125 里处。
2. 粟特人迁居“六胡州”的时间及人口数量升降
20 世纪 80 年代出土的唐人墓志显示：粟特人是在唐贞观四年（630）东突厥灭亡时归降唐朝，并被安置在“河曲”地域（今鄂尔多斯高原） 中部偏西区域，依不同的部落分设六州，即 ：鲁、丽、含、塞、依、 契 6 个羁縻州，时人通称“六胡州”。迄今关于“六胡州”故治尚未定位， 据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出土的唐人墓志铭文，仅知鲁州、口州分布 在盐池县北部和鄂前旗南部。由于“六胡州”地区后来相继归兰池州都督府、宥州管辖，宥州管区亦是“六胡州”故地。
粟特人自贞观四年迁入“河曲”地域“六胡州”，仍从事畜牧经济活动。由于生活安定，生产发展，其人口较前有一定的增长。迁入“河曲” 地域之初，并无确切的人口数量。惟有鲁州人口约五千人，依此推算“六 胡州”约有 30000 人。延及开元九年（721），“六胡州”（时称兰池州都 督府）粟特人口达 100000 余人。后因战乱和人口迁出诸因素，至开元 十八年（730），粟特人口降为 30000 人左右。开元末年，宥州地区粟 特人口再度升至 80000 余人。这个数据尚未包括进入宥州南部放牧的党项羌之人数。
高达 100000 以上的粟特人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大量物质生活 资料诸如食物、衣料、住宅、燃料等等，均依赖从事的驻牧型畜牧业， 而最终取决于驻牧型畜牧业赖以存在的天然草场资源。
3.“六胡州”粟特人的土地利用——驻牧型畜牧经济
（1）“六胡州”地区的驻牧型畜牧经济粟特牧民来到“六胡州”之 际，那里是一派温带典型草原风光。在河谷、山区、湖泉之畔生长着杨、 榆、柳、槐等阔叶乔木，野生动物较多；缓坡丘陵水草丰盛，适宜畜牧。 他们遂在今都思兔河上游及其以南地方从事畜牧生产活动。粟特人原 居中亚两河（阿姆河、锡尔河）之间，有着定居的历史传统 ；移入“六胡州”后仍保持定居习惯，这就决定他们从事的畜牧经济是一种驻牧型畜牧生产活动，并非那时一般的游牧型畜牧活动。驻牧型畜牧经济 并不“逐水草而居”，尽管也实行轮番放牧制，但总是围绕定居地放牧，回旋空 间与草场有限，大致囿于“六胡州”的范围。唐朝将定居的昭武九姓牧民与编户齐民同等对待。史载 ： 兰池胡久从编附，皆是淳柔百姓，乃同华夏四人。”这就表明六胡州粟特人基本过着定居生活，从事的畜牧经济属于驻牧型畜牧经济，即在一个特定的草原空间放牧畜群。
开元九年（721）四月，“兰池州胡苦于赋役，诱降虏余烬，攻夏州反叛。诏陇右节度使、羽林将军郭知运与（王）唆相知讨之”。可知“六 胡州”粟特人口也要服兵役徭役、缴纳贡赋。这些是一游牧部落之所无。
长安二年（702），六胡州曾遭受后突厥袭击。之后，李峤奉命监筑六胡州的各个州城。竣工之际李峤赋得《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诗篇，所谓“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 折射出当时“六胡州”地区草原广阔，绿树点缀于其间的自然风光。翌年，6 州被合并为匡、长 2 州。“六胡州”各有治城表明存在定居的驻牧型畜牧业。
（2）“六胡州”地区牲畜数量的估算粟特人的驻牧型畜牧经济，牧养的牲畜种类主要有马、牛、羊，以及少量的骡、驼等等。史籍中没有“六胡州”牲畜数量的确切统计数据，但间接的资料可作为分析的依据。长安三年（703），李峤在《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中吟咏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展示出一 幅六胡州地区牛马蔽野、拥堵道路、牧业兴旺的繁盛景象。表明是时牲畜数量众多之现实。
开元二年（714）九月，唐廷缺少役用马，“太常少卿姜晦上疏，请以空名告身于六胡州市马，率三十匹酬一游击将军”。据说当时使者所携空名告身（委任状）达三百道，可市马九千匹。可知六胡州牧马 数量之大，不仅满足粟特牧民生活的需要，而且有相当数量马匹外销。
早在唐高宗永隆二年（681）七月，夏州群牧使、昭武九姓胡安元寿奏称从调露元年（679）九月以后、至（本年）二月五日前，死失马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匹，牛一万一千六百头。夏州群牧使下辖八个牧监，是麟德中（664—665 ) 自陇右迁来，分“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其中，朔方监位于宥州治城（故址在今鄂托克前旗东部阿杜滩）西南 75 公里处，略当今宁夏盐池县西北部。10 余年间，夏、盐地区官营畜牧业快速发展，吸收了一些粟特牧人为 其服务。却在这 3 年之内因突厥反叛，袭夺牧监马牛达 196500 匹头，监牧吏卒为虏所杀者八百余人”。此数当然不是牧监马牛的全部。假设这次损失之数占总数的 1/2，则牧监马牛总数应是 39.3 万匹头。依此类推，六胡州民间驻牧型畜牧业所拥有马牛数量不会低于此数，至少与之相侔。若再计入牧羊的数量，“六胡州”地区马牛羊总数应不下于 40 万匹头只。延及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六胡州的驻牧型畜牧业继续发展，尤以大牲畜增长迅速，呈现“马牛被路隅”的气象。至开元二年（714），六胡州牧业的兴旺，引致唐廷使者赴此地为“内厩”购马近万匹。即便采用最保守的估算数据 40 万，也足以显示六胡州畜牧业的发达。然而上述数字并非“六胡州”地区牲畜数量的直接统计，只能作为参考。
按照我国古代畜牧民族人均拥有的牲畜数据（马 ：2—4 匹 / 人，牛 ： 1.9 头 / 人，羊：9.1 只 / 人）折算，“六胡州”区域牧业人口 10 万余人， 共拥有马 30 万匹、牛 19 万头、羊 91 万只。若再折算为统一的“羊单 位”（比率 ：马 1:6, 牛 1:4, 羊 1:1)，30 万匹马折算为 180 万羊单位、19 万头牛折算为 76 万羊单位、羊折算为 91 万羊单位，合计 347 万羊单位。 “六胡州”有 10 万多人口，若以 10 万计，人均拥有牲畜数量 ：34.7 羊 单位 / 人。 畜牧业虽然不像农业生产那样翻耕土地表层而破坏植被，却同样依存于土地及草原植被，尤其是驻牧型畜牧业，同样会破坏草原植被，只不过以载畜量过大而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的方式运作而已。开元中，六胡州草原退化乃至沙漠化迹象逐渐显露，且日趋严重。
4. 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1）“六胡州”草原面积与载畜量的分析六胡州的北部，都思兔河发源于契吴山，自东徂西流注黄河，河谷地带水分条件较好，草类植被生长旺盛，但坡陡沟深，空间容量有限；其南部属于缓坡丘陵地形，无外流水系，间有盐池、湖泊、泉眼分布，牧草长势稍逊于北部河谷，但仍是适宜放牧的优质草原。显然，六胡州的南部、北部牧地的产草量、载畜能力存在差别。当一片草原载畜能力较低而实际承载的牲畜数量过大时，必然导致草原植被自然更新能力衰退，植被趋于稀疏、沙土裸露，进而受西北风吹蚀而就地起沙 的现象。六胡州驻牧型畜牧业因轮牧空间有限，更易驱动草原退化的进程。
六胡州的总面积，前已推算为 17988 平方公里，除去河川、盐池、湖泊、石山、碱滩等非放牧土地外（以 30% 计），可放牧草原约在12591.6 平方公里上下。北部河谷容量有限，而南部丘陵地势开阔和缓， 容量较大，实际载畜量相对偏高。开元中，六胡州地区牲畜总量估算 为 347 万羊单位。那么，六胡州草原实际的平均载畜量为 275.6 羊单位 / 平方公里，其南部草原的载畜量必定远超此值。由此形成的过度放牧必然带给草原生态环境巨大压力。每羊单位以每日食鲜草 5 公斤计，每年以旧历 360 日折算，每羊单位年均食草量 1800 公斤。每亩天然牧场产草量若以 150—180 公斤为准，在“六胡州”牧场取其高值 180 公斤 / 亩，则牧养 1 个羊单位需草原 10 亩，即 0.0067 平方公里 / 羊。那么，牧养 347 万羊单位所需草场面积应是 3470 万亩。实际上， 六胡州” 可牧草场 12591.6 平方公里，按 1 亩折合 0.00067 平方公里计算，共计 1879.34 万亩。远低于 3470 万亩之数，可知草原牲畜觅食压力之大。同期，还有 10 万人口的消费压力的存在。
（2）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对草原植被的破坏
开元、天宝中（713—755），六胡州草原因长期承载着巨大的过度 放牧压力和人口消费压力，最终导致正常的草原生态系统的崩溃，并 在冬春强烈西北风吹蚀下在其境内和东面的契吴山形成初期的“毛乌 素沙漠”。10 余万粟特人口在生活上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大量的食物、薪柴、衣料、住宅等物质资料，皆取诸当地的自然资源（植物 性产品和动物性产品）。随着人口的增长，就断加重对自然资源的索取程度，直接导致区域天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举例来说 ：依据估算每人每年柴薪消耗量至少为 333.3 斤 / 年人，10 余万粟特牧民年消费柴薪总量则至少达到 3333 万斤，均取诸“六胡州”境内的乔木和灌丛植被，年年如此。人类出于物质生活需要而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是导致历史时期草原生态崩溃的主要原因，“六胡州”区域就是如此。“六胡州”草原载畜量超过限度，过度放牧引致草原生态系统不能正常更新而退化，乃至牧草大量死亡而渐趋稀疏，沙土裸露，出现沙化。马、牛、 骡等大体型牲畜食草量大，所需草场面积亦大，其数量的增长势必引起畜草矛盾的尖锐。而羝羊等小体型牲畜食草量虽少，但其吻端尖窄， 多喜食短草，啃草及根，且伴随羊蹄刨挖草根，因而对天然草坡损害 更大。六胡州所在地是“河曲”地势最高亢之区。入冬之际，盛行来 自贺兰山、狼山之间宽阔阙口的强烈西北风，越过黄河之后因都思兔河谷的风管效应，风力、风速得到加强，直扑“六胡州”地区，极易在草原生态遭受人为破坏的地方引起风力侵蚀。
据此，初期“毛乌素沙漠”起源于唐代“六胡州”所在的今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的东半部，最早形成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具体成因是过度的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所致。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大致分作唐后期、宋元明时期、 明末迄今 3 个阶段，各地段沙漠形成时间各不相同。由此可知，其西 北部沙漠起源最早。各种佐证表明，初期“毛乌素沙漠”形成于唐代 开元、天宝年间的宥州故地，即今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东半部。 初期“毛乌素沙漠”的成因并非过度的农业垦殖活动，而是唐代贞观 四年迄天宝年间的长期而过度的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破坏天然草原 生态系统引致的后果。
鉴于这样的结论，当前治理毛乌素沙漠、再造秀美山川的工程应 当建立综合建设、协同绿化的新机制。采取恢复林灌草植被为主、构筑工程设施为辅的综合的系统方法，实施定沙源、堵沙头、斩沙腰的 重塑生态系统之方案，建设沙源地带、白城子至魏家峁一线、明代“大边”长城一线、沙舌前缘等 4 道灌草林相结合的绿色植被屏障，围追 堵截地治理毛乌素沙漠，改善我们依存的自然环境。为达此目标，还 应跟内蒙古自治区相关诸旗建立合作机制，组建治理毛乌素沙漠的陕西一内蒙古联合体，以协调两省区绿化这片沙漠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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