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宥州变迁的军事地理考察
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穆渭生
提要 ：唐代关内道北部的“河曲”是农、牧族类交融频繁地域，
关键词 ：旧宥州 新宥州 突厥 党项 吐蕃 回鹘有唐一代，关内道北部的“河曲”( 今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境内黄河弯曲地带 ) 是农、牧族类错居杂处之地，军政局势起伏多变。 河曲”位于京城长安的正北方，其南缘白于山山地与京畿关中的直线距离约 300 公里，这里控扼南北交通，其军防战略地位不言自明。而宥州的置废变迁，就是唐代“河曲”之地民族关系与战争历程的典型缩影。当前学界从军事地理角度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尚嫌不足。本文聊献刍荛，
一、“河曲”内外自然与军事地理概况
今“河曲”外围，西面是贺兰山脉南北纵峙，北面是阴山山地横亘千里，皆为自然地理上的重要分界线。这两道天然屏障内侧的黄河河套平原 ( 西套、后套、前套 )，在地质构造上皆为断层 陷落后，由黄
在自然地理上，鄂尔多斯高原处于温带荒漠与干草原的过渡地段。位于长城以北的陕西北部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毛乌素沙地，年降水量在东南部可达 400~440 毫米，向西北逐渐递减，但仍有 250 毫米，因而地表水与地下水皆比较丰富，植物生长良好，种类较多，总覆盖为 40%~50%。毛乌素沙地东南部有不少湖盆滩地和河谷阶地，是沙地中的农牧业基地。
侯甬坚先生指出 ：在无灌溉条件下年降雨量 400 毫米的气象因素，对沙漠 / 黄土边界沙土分界状况的形成，以及古代长城的具体选线具有制约作用 ; 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形条件，在自然演变和社会历史变迁中处
唐朝在“河曲”所设正州的地理空间分布为：丰 ( 今内蒙古五原南 )、胜 ( 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 ) 二州在其北，灵 ( 今宁夏灵武 )、盐 ( 今陕西定边 )、夏 ( 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 )、银 ( 今陕西横山县东党岔镇 ) 处其南，麟州 ( 今陕西神木北 ) 处在偏东中部，而宥州约处于中
丘陵地带，在当时不便于唐朝军队长期屯戍。
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一城一地的军事地理价值，以其交通地位最显突出。唐代经过“河曲”内外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1. 西面的灵州道，向北循黄河西岸可通往西受降城 ( 今内蒙古五原西北乌加河北岸 ) 及阴山以外 ; 向南沿蔚如水 ( 今清水河 )、原州 ( 今宁夏固原 )、泾水可通往关中 ; 向东南循马岭水 ( 今马莲河 ) 亦可通往关中。2. 中为夏州道，向北经宥州可通往丰州与天德军 ( 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岸 ) ；向东南经延州 ( 今陕西延安 ) 可通往关中。3. 东面的银麟胜州道，北通单于都护府 (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 及阴山以北 ; 向南与延州相通。4. 横向的灵盐夏银道，南倚白于山地，向东取孟门津 ( 今山西柳林县西北 )、合河津 ( 今山西兴县西 ) 可通河东道 ; 向西南可通往会州 ( 今甘肃靖远 )、凉州 ( 今甘肃武威 ) 等地。5. 黄河水运，由灵州到胜州 和单于都护府之间的河运 ( 长约 1000 余公里 ), 在唐代以前早已有之，由于河运具有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功用，唐朝设有“水陆转运使”、“六城转运使”专理其事。
在古代历史上，“河曲”因处于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和西北地区的结合部，曾是农、牧族类进行生息、商贸和兵争的重要场所。从冷兵
二、宥州变迁的时空过程
宥州初置虽在唐玄宗开元末年，但其渊源可上溯至唐高宗时期。为便观览，以下列表叙述其置废变迁过程概况。
据下表所述，唐代宥州前后有三地。然现存唐代史籍所记旧宥州与新宥州初置之地的方位里距，颇有歧异。下文对其略作考述。1. 旧 ( 废 )宥州。杜佑云盐州与旧宥州南北相距一百四十里 ( 唐里，下同 )。但李
吉甫所记多有出入，其一云两地相距一百七十里 ：废宥州即兰池都督府旧地，“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 而“白池县 ( 东 ) 南至 ( 盐 ) 州九十里。景龙三年 (709) 敕置，以地 近白 ( 盐 ) 池，因以为名”。白池县本名兴宁，景龙三年更名。据张郁先生调査考证 ：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与宁夏盐池县交界的北大池，即是唐代的白盐池 ; 北大池东岸 2 公里处有一座古城址，即是唐代盐州白池县故址。
晚近学者中，严耕望先生取杜佑所云盐州距废宥州“一百四十里”之说。王北辰先生认为兰池都督府故址在今鄂托克前旗 ( 治敖勒召其镇 )
按李吉甫的一百七十里之说，与杜佑的一百四十里之说比较接近 ;二者皆唐人，且杜佑在“安史之乱”前已步于仕途，所记当最为确切。
2. 新宥州初治之经略军 ( 榆多勒城 )。李吉甫云 ： 经略军，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宝中王忠嗣奏于榆多勒城置军，今属灵武节度。本
严耕望生考证认为：新宥州至盐州六百里显然有误，当为四百四十里 ; 勘合史籍所载里数，参以今日地理形势，经略军约当今鄂尔多斯右翼中旗 ( 鄂托克庙 ) 地区 ; 新宥州正当夏州西北通丰州之直线上，其既为前期以来之军城重地，则夏丰通道七百五十里必经此无疑，新宥州东南至夏州三百二十里，则西北至丰州当为四百三十里。
王北辰先生以今鄂托克旗 ( 治乌兰镇 ) 西南约 20 公里处的保尔浩绍废墟当唐代经略军城，其地处都思兔河 ( 西流注入黄河 ) 源头。按今都思兔河长 129 公里，沿河两岸皆为低湿草地，海拔 1200 米上下，其南支源苦水沟源地，在乌兰镇西南，是一片低缓丘陵与湿润草场。上
《中国历史地图集·五·唐关内道图》中所标示的经略军位置，处在夏州之北稍偏西 ( 今鄂托克旗治所东北方约 50 余公里 )。
按史载开元末置宥州，以“扼寇路”。又肃宗至德元年 (756) 九月，安禄山部下叛将阿史那从礼说诱九姓府、六胡州诸胡数万人，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诏命朔方节帅郭子仪诣天德军发兵讨击。这说明
3. 新宥州移治之夏州长泽县。长泽县 ( 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城川古城 ) 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 盐州东北一百八十里 ; 县西南二十里有北魏阐熙故城，县南八十里有百井戍。元和十五年 (820) 新宥州移理于此，后为吐蕃军所破。长庆四年 (824)，夏州节帅李祐奏置塞外五城，
今城川古城位于城川草滩正中，其城郭为长方形，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长约 750 米。城墙系用灰白色碱土夯筑 ( 其外所包砖墙当系后代砌筑），虽历经千余年风雨沧桑，犹高 4 米左右。 城垣外护城燦的遗迹，仍淸晰可辨。
三、旧宥州变迁的军政形势述论
按唐前期 ( 以“安史之乱”为时界 ) 侵寇关内道的外敌，是来自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和后突厥汗国。东突厥和薛延陀先后破灭于唐初太宗朝的军事打击。后突厥则存国于高宗朝后期至玄宗天宝初年。是故六胡州与旧宥州的置废变迁，皆与后突厥的兴衰密切相关。
（一）“六胡州”置废的原因
关于高宗调露元年 (679) 设六胡州的原因，周伟洲先生谓 ：是为了加强对黄河以南突厥降户的统治，使之纳税服役，便于控制 ; 这样，一则可控制漠北突厥从灵、夏南入京畿的通道，一则可加强和巩固对黄河以北单于、瀚海都护府所属 20 余州的控制。张广达与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两位先生则认为，设六胡州是为了镇压当年十月单于都护府下突厥 24 州大暴动而采取的强化措施。
按调露元年发生的漠南突厥大暴动，揭开了后突厥叛唐复兴的序幕。这场事变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唐朝在漠北地区近 30 年的羁縻统治瘫痪崩解。而此时唐朝北疆的阴山防线 ( 以军城和边州城邑相联结 )尚未完全形成，讨击后突厥的军事行动仍沿用开国以来的“行军”制度 ( 即组成临时性质的野战部队，事解辄罢 )。当时，突厥大暴动蔓延于“河曲”内外，声势浩大，“河曲”南部灵、夏诸州首当其冲，关中震动。唐朝出动了 30 万大军，至永隆二年 (681) 闰七月，才暂时平息了这场大暴动。因此，无论设置六胡州的时间是在突厥大暴动之前或之后，其目的都是 为了强化军事控制。因为六胡州地当要道，迫近京畿，不可等闲视之。
玄宗开元九年（721）四月至次年九月的“康待宾之乱”，可谓调露元年突厥大暴动的历史重演。而此时漠北后突厥国势尚盛，唐朝北疆边警频仍，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唐朝于乱事平定之后，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迁徙河曲六州残胡，空朔方千里之地以绝后患。
（二）旧宥州时期的“河曲”军政形势
当开元二十六年 (738) 之时，唐朝全国边疆地区的节度使 ( 军镇 )
此后，唐朝在“河曲”的兵力配置调整，与宥州相关者有两次 ：一是天宝初 (742)，朔方节帅王忠嗣奏置经略军于榆多勒城，移宥州寄
旧宥州存在的时间大约 25 年多，其见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导致边防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 ( 详见下文 )。
四、新宥州变迁的军事背景
（一）肃、代、德三朝关内道军防局势概要
玄宗天宝十四年 (755) 冬天爆发的安禄山叛乱，导致关内道 ( 乃至全国的 ) 军防格局发生重大转变 ：由于唐朝西北边疆的镇防军队东调平叛，西南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势力得以乘虚而进，河西、陇右之地相继沦失，关中地区面临强大“骑寇”的直接威逼。关内道军防的重心，因此由正北方的“河曲”转至西面的六盘山东麓。凤翔府 ( 今陕西凤翔 ) 成为“国之西门”; 陇州 ( 今陕西陇县 )、原州平凉县 ( 今甘肃平凉 )、泾州 ( 今甘肃泾川北 )、邠州 ( 今陕西彬县 ) 和庆州（今甘肃庆阳 ) 等地，成为唐、蕃长期交兵的前线。
历经肃、代、德三帝惨淡经营，唐朝以大约 30 余年的时间，完成
（二）新宥州之设及其治所
降至宪宗元和八年 (813) 冬，漠北回鹘南过碛，取西受降城柳谷路讨击吐蕃。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朝廷大恐。宰相李吉甫因请自夏
次年 (814) 五月，诏复于经略军城置宥州，仍为上州，于郭下置延恩县为上县，改隶夏绥银观察使，取鄜城神策军行营兵马使郑杲下兵士并家口 9000 人，以实经略军 ; 八月，以戎械赐宥州。十年 (815) 五月，诏修宥州城。又顷年每有回鹘消息，常须经太原取驿路至阙下，及奏报至，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至天德军，置新馆 11 所 , 从天德军取夏
上述先以夏州骑士 500 人，后以神策军兵士并家口 9000 人驻屯经略军城，说明当时此军城周围的水草等自然生态环境较好，适宜驻军。而要控制这个草原地带的交通中枢，必须依靠具有高度机动性的骑兵力量。
（三）移理夏州长泽县的军事背景
宪宗元和九年 (814) 重置宥州，经 6 年又南徙于夏州长泽县。其中缘由有二 ：一是吐蕃大军的频频侵寇 ; 二是唐朝镇将的腐败贪残。兹先据史载述其移徙前后之战事历程。
元和九年五月，以“昆夷屡扰，党项靡依，抚怀莫及”，复置宥州，备回鹘，抚党项。
十一年 (816) 四月，宥州“军乱”，逐刺史骆怡，夏州节帅田缙讨平之。
十三年 (818) 十月，吐蕃围宥州。十一月，吐蕃寇河曲，夏州破敌5 万众 ; 灵武破吐蕃长乐州 ( 今宁夏同心韦州镇 )，克其罗城 ( 外城 )，
十四年 (819) 八月，吐蕃寇庆州，营于方渠 ( 今甘肃环县 )。十月，
十五年 (820) 二月，蕃寇灵、盐州。九月，夏州节帅李祐奏移新宥
穆宗长庆元年 (821) 六月，吐蕃扰清塞堡 ( 地址不详 )，盐州刺史李文悦击却之。十月，灵武节帅李进诚败吐蕃 3000 骑于鲁州大石山下。
长庆二年 (822) 六月，吐蕃扰灵武、盐州。长庆四年 (824)，夏州节帅李祐奏置塞外五城 ( 宥州、乌延、临塞、陶子、阴河 )，以捍吐蕃、
综上所述，可见宪宗末年至穆宗初年，吐蕃攻唐矛头集中在灵武和盐夏方向上，致使兵力不足的灵、盐地区压力增大。为免蹈贞元三年 (787) 盐州失陷被毁之旧辙，唐朝遂移新宥州于长泽县 ( 在盐州东北
再说唐朝镇将贪残导致的党项部落之叛离。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党项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平夏部落”。代宗永泰、大历之后，其六府部落 ( 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
按从白于山北面的自然地形和交通路线来观察，由长乐州 ( 今宁夏同心韦州镇 ) 至盐州之间为灵盐台地，地形起伏和缓 ; 由盐州至长泽县之间地形平衍无险 ; 由长泽县至夏州是循无定河而行，亦无突出险阻可以凭据。因而，骑兵力量软弱的唐军，要抗御“人兼数马”，长于野战，拙于攻城的吐蕃军，只有采取修筑军城的传统战术，发挥汉军乘城临下，弩弓精劲的装备优势，以 己之长，克敌之短。而凭据地形耍冲的
五、余论
（一）史念海先生曾以陇右畜牧之饶与关东农桑富庶，喻为唐朝强盛的左右臂膀 ; 及至安史乱后，陇右之地沦失如右臂断绝，河朔方镇强
陈寅恪先生有云 ： 自安史乱后，吐蕃盗据河湟以来，迄于宪宗元和之世，长安君臣虽有收复失地之计图，而边镇将领终无经略旧疆之
( 二 ) 德宗朝完成了京西北八镇军防新格局建设，为其后宪宗解决骄藩叛镇问题 ( 平西川刘辟、浙西李倚、淮西吴元济等，河朔三镇归命中央），奠定了军事基础。虽然，在宪宗末年，京西诸镇已开始扭转长期的防御态势，如元和十三年 (818) 十月，平凉镇遏使郝玼一度收复原州，但当吐蕃加强对盐夏方向的攻击，即致新宥州南移长泽县，说明唐军力量并不乐观。这是新宥州移 徙前后军事形势之基本格局。
镇防阴山河套地区的天德、振武两镇，长期兵力单弱，碛路无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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