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待宾起义初探
袁澍
一
康待宾起义,又称六胡州起义,它发生在唐朝开元前期,是以康待宾为首的一次大规模少数民族暴动。笔者试从其起因、经过、意义等方面,做些初步的探讨。
“六胡州”一词,最早出现在唐高宗调露元年(679 年)。是年,朝
在当时的河曲地区,为各族降户所设的羁縻州成百上千,但仅有
从调露元年到康待宾起义前夕,六胡州经历过两次变迁,尤其在圣历元年(698 年),州民曾被武则天“悉驱”。这是否意味着开元年间的州民成分已与调露初大相径庭呢?岑仲勉先生在《突厥集史》加注时肯定过这一点,他认为 :调露元年的“六州之户”已因突厥默啜可汗“屡申索回六胡州之议”而被全部遣归汗国;隋唐嘉话》里提到的“至开元中,六胡州竟反叛”。其“六胡州”乃是有残留的突厥降户的其名不详的六个州,并非专称。
这样理解有误。因为“悉驱”有很大的虛假性。首先,唐朝的羁制政策本身就为“悉驱”留有了余地。河曲地区向为 " 诸蕃”所居,
当然,康待宾起义的参加者远不止这些“突厥原辖之中亚胡人”,还包括党项和吐谷浑部落及所谓“左右厢降户杂蕃”等居住在六胡州
康待宾是起义队伍的领袖,昭武九姓胡人。他是怎样成为义军首
二
“九年,兰池州胡苦于赋役,诱降虏余烬攻夏州反叛”。《旧唐书·王
从当时的文献来看,贞观以后,朝廷对外来降户一直奉行所谓“含育之道”,“无所役属。”那么“苦于赋役”从何谈起呢?
首先,我们应该从唐朝的民族政策中找答案。必须指出 :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所实行的“含育之道”,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又由于受阶级立场制约的史官总要为皇帝的言行贴金,他们在记录所发生的事件,失实、避讳和片面,常常是难免的。因此,诸如“无所役属”之类的辞句,大多 是夸张了的。
贞观四年(630 年),唐朝征服了劲邻突厥汗国后,太宗“改变前法,欲中国久安”不顾魏征及大多数朝士的劝阻,采纳仆射温彦博的主张,
我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政策,是导致康待宾起义的最终原因。
由于朝廷在政治上对州民执不信任态度,“以唐人为刺史”,限制和剥夺部落酋长的权力,昭武九姓酋长们对朝廷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六胡州少数民族擅长游牧、骑射,他们在频繁的边事中难免被东征西调,常被“戍役之弊”妨碍了起码的生产和生活。“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善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仇一游击将军。
“诱降虏余烬攻夏州反叛”一句中提及的“降虏余烬”,是指开元
三
康待宾起义,众至七万,历时较长,经历曲折。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开元八年 (720 年)下半年到次年七月为第一阶段;开元九年(721年)八月到开元十年(722 年)九月,为第二阶段。
开元八年秋,六胡州民在昭武九姓酋长康待宾等人的发动和组织下,坚决抗议官吏的歧视与盘剥,“俱不禀承”朝廷旨令。
唐玄宗先后派常待赵元通、御史大夫韦抗前往兰池都督府“持节慰抚”,韦抗“素无武略”,慑于六胡州民的声威,竟半路“坠马称疾”,溜之大吉。朝廷的怯弱,更激发了昭武九姓的斗志。
开元九年四月,起义群众公举康待宾和安慕荣为叶护、何黑奴为多览杀大将军、石神奴和康铁头为将军。康待宾等率众占领长泉县,
消息传来朝廷惊恐万状。唐玄宗急命朔方军大总管王俊、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全力围剿康待宾 ; 发陇右诸军马骑掩其南,征河东九姓马骑袭其北,三城士卒截其后,六郡骁雄击其前”,以防止起义“滋蔓繁多”。
官军初征,因将帅之间勾心斗角,很不顺利。王俊奉旨后,害怕
五月二十六日,唐玄宗为了加快镇压速度,敕令“蕃汉军将以下,战士以上,若生擒斩获康待宾等一人,白身授五品,先是五品以上授三品。如临阵先锋能破北胡部帮,所获资财口马牛羊並便入立功人等,一切不须官收,仍别加官赏。其叛人内有能自杀获送者应酬官赏,乱常之罪,一切并原”。
一面不惜以肆意烧杀劫掠刺激官兵涣散斗志,一面极力从内部离间起义队伍(下文简称《五月敕令》)。他还规定“诸兵战士,应须酬录功勋……一事己止,并委王俊”。
六月,官军收复了六胡州空城。而此刻,康待宾起义主力正在围攻银城——连谷(在夏州东北方向的胜州境内),准备夺取城中的粮草。
对待这批党项部落,当时有两种态度 :王俊从来轻抚重剿,一味屠戮,“爰及俘囚”,张说的部下。副使史献也固请“诛党项,绝其翻
七 月 四 日, 王 俊 与 康 待 宾 遭 遇。 起 义 者 一 万 五 千 骑( 一 说三万五千骑)阵亡,康待宾被部将康植出卖,缚交王俊。康植因此被唐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
七月十六日,玄宗“集四夷酋长,腰斩康待宾于西市”,同时,把被俘的起义者遣散到河曲各州县内,严加防范。
唐玄宗曾特为官军凯旋赋诗庆贺,吹捧这场“诈虏脑涂地,征夫血染衣”,“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的战争。康待宾死后,唐玄宗仍让王俊管理善后事务,致使很多人“逃在
八月,被发配在庆州方渠县的康待宾余 部康愿子再次举义,他自立为可汗,率领数千人“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
九月,唐玄宗因王俊平乱无方,将他贬为梓州刺史。他派御史韩
开元十年四月,张说兼知朔方军节度大使接替了王俊的职任。五月,他“如朔方巡边”以恢复六胡州原建置中的鲁、丽、契、塞四州为诱饵,麻痹起义群众。
九月,张说在木盘山一战,俘虏三千人,生擒康愿子及其家属送到京师斩首。根据前次经验,朝廷决定立即“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把他们全部迁到江淮之间,弃牧从农,“令其失业”。从而彻底平息了这场“流膏润沙漠,溅血染锋芒”的历时两年的恶战。
四
总的来说,康待宾起义是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生存的正义战争。但因历史的局限性,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地方民族主义色彩。昭武九姓作为起义中坚,虽一度团结了周围各族落,却没能与他们合作到底,导致了“骆驼堰内讧”之类的分裂事件,因不同族落的某些隔阂而削弱了义军实力。 从六胡州民暴动的目的看,他们除了反抗官吏的迫害、压榨,更主要的是去投奔复兴的突厥汗国 ;这必然会与其他族落的利益,愿望发生冲突,从而使昭武九姓逐渐孤立无 援、被动挨打。这是起义失败的关键所在。
尽管康待宾起义存在着许多消极因素,但作为开元年间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暴动,它对当世及今后的中国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它是唐朝自贞观以来对突厥降户所奉行的“怀柔”政策彻底破产的标志,它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封建社会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的本质。贞观初,“突厥之平,仆射温彦博请(徙)其种落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得到唐太宗采纳和实施。但由于太宗对魏征和大多数朝士的建议也都“深嘉其 志”,各种强制同化、分而治之。以狄翦戎的言行
第二,它促进了府兵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的确立。府兵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是唐朝专制中央集权强大的支柱。开元以来,法令弛坏,土地兼并猖獗,均田制日趋瓦解,农民大批脱离生产资利或逃离府州,使府兵制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开元年间京师宿卫兵散失殆尽、府兵制事实上已不能继续维持的情况下,开元十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建立长从宿卫(彍骑)这对募兵制的最终确立,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第三,它向我们揭露了所谓 " 开元之治”的内幕。唐朝国势几经周折,到开元年间出现了“中兴”盛况 :政治清明,举国安平富实。但在开元九年,却闪“国马益耗”、为军旅之役大掠州县,使“百姓畏苦”,导致震动中外的动乱。调用三城六郡人马镇压康待宾起义,势必损失大量的人力物力干扰这些地区的民生 ;把义军残部发配到江淮诸州县“令其失业”,势必引起习于游牧的各族落的强烈抵抗,四邻百姓也会因此被骚扰。暴露了朝廷在政治上的腐败。用最得力的将帅和最精锐的部队,花费两年时间才平定了起义 :这反映了朝廷军事野心与人民的厌战情绪的尖锐矛盾,说明唐朝在周边民族中的威信的恶劣和跌落。
第四,它是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775 年至 763 年)的先声。
总而言之,康待宾起义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件,它对于我们研究唐朝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开元之治”以及“安史之乱”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