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宝音
鄂托克前旗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南,毛乌素沙漠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段。西邻宁夏,南与陕西接壤,北与鄂托克旗相连,东与乌审旗毗邻,滚滚黄河环绕于此,连绵不断的古长城屹立在西南部。土地面积为12400多平方公里。原属鄂托克旗管辖,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新分设而建。在这方美丽的土地上,自人类揭开这一悠久历史的扉页以来,这里就是众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数千年来,由于人类的频繁活动,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遗迹和遗存。它为我们窥视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现将本人根据历史资料、收集的实物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传世品以及出土品的考查对鄂托克前旗古货币流通历史原因作个粗浅的探讨。
一
鄂前旗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胡戍杂居区,西南部有供人畜食用的天然池盐多处。因为我要谈的鄂前旗古代货币这一题材离不开池盐、畜牧业和药材这三个基本问题,所以要谈鄂前旗古货币流通原因,就必须首先从乌(今苟池)白(今北大池)两池盐谈起。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历代王朝对于盐均非常重视,统归国家管理。盐是人类必需的生活日用品,仅次于粮食,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古盐州(包括现盐池县和鄂前旗)一带又是畜牧产地。自汉以来,历代各朝都在此大养其马。北魏把鄂尔多斯划为牧场,养马多达二百余万匹,骆驼一百余万峰,牛羊无数(1)。何况马是古代战争的骄骑。匈奴和蒙古族就是骑在马背上征服世界的。古盐州在历史上不但以产盐、产马而著名,还以其丰茂的草原为世人所赞赏。唐代诗人李益路过盐州曾写到:“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可见当时古盐州城周围的自然美景及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的更好,不但写出了盐州所出的特产并说出了这些特产在当时首都长安所起的重要经济作用。他吟道:“富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耆贱”。盐业、畜牧业和药材构成了古盐州货币流通主史,至今仍是鄂前旗地方经济的三大支柱。
从汉代起,“榷盐茶酤”,盐茶酒等商品均由政府专卖,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这些税收历来多半征收钱币,对货币流通影响很大,在货币流通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大。例如:“榷盐几占全年岁入总数之一半”(2)。历代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应付频繁的战争、庞大的军费支出,都非常重视盐业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因为食盐生产成本低廉,获利甚丰。历代统治者在鄂前旗境内建城筑堡,驻守重兵,设有专门机构,监督盐务,征捐课税。为了盐业收入,不惜付诸武力。例如宋淳化年(公元990-994年)党项羌首领李继迁部联合周围四十二族万余骑为盐州禁运一事向环州进军就是典型一例。这些丰富的史料和现有的古钱实物为我们研究鄂前旗古货币流通的历史原因情况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二
远在商代,现北大池、苟池及盐池县所居住的羌族就与中原人民进行贸易来往。据《盐池县志》记载:“曾在盐池北郊和北大池均发现殷商贝币和翼形箭镞”。我们也在鄂前旗境内搜集到和见到牧民手中玩弄的穿孔“磨背式”贝币。这些实物都是这段贸易往来的证明。到了战国时期,这里的盐业生产和畜牧业也已较为发达。公元前320年秦惠王曾到今盐池县、鄂前旗一带巡游(3)。可见这里的物产和地理位置的重要。当时的煦衍县是秦王朝的后方。秦始皇赢政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攻打匈奴,占领了鄂尔多斯地区(4)。鄂尔多斯成为秦王朝统一的疆域内不可分割的部分。秦为了统一中国,就不能没有一个安定繁荣的后方。这样的政治需要和经济资源条件就为货币的流通创造成了一个极好的市场。我们收集到的钱币当中占一定比例的秦半两钱就是当时经济活动的遗物。秦王朝在统一全国后,横征暴敛,仅十几年就被陈胜、吴广率农民起义所推翻,所以秦币数量较少。偶尔见战国(先秦)《蚁鼻钱》、《第十九》等圜钱、平肩弧足空首布《武》字钱、《明》字刀币等。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五铢钱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到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废,流行长达数百年间,它代表了中央集权统一货币发行权、铸造权,在我国货币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资料上看,高祖到武帝,币制变了九次后终于稳定下来,武帝以前的五位(高、惠、吕、文、景)皇帝都沿用半两钱。这种半两和秦半两是有很大区分的。从地理位置看,“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载其贾以招民……”。这说明早在汉景帝公元前155年时上郡(辖境相当今陕西无定河流域及内蒙古南部鄂托克前旗一带)为西汉行政区(5)。又据《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十)》记载:“两汉时这里(指城川)就有县级建置,北魏属熙郡地,西魏析置长泽县,开皇三年(583年),将附近的三鹿县地也并入长泽县”。这充分说明城川一带远自汉代就是置郡设县的。此地秦和秦以前半两钱经常出现,但质量不太好。而说起五铢钱,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但数量多、品种也多、而且质量都精致上乘。这些钱币直接证明了到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已空前强大起来了,国家统一、国力强盛。实际上货币的垄断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元狩定制、五铢适中,货币发行量不多。这时的煦衍县同祖国大家庭一样出现了繁荣景象。乌(6)白(7)池的食盐已不是自采自食,而是进入了大规模开采,盈利阶段。汉王朝非常重视这项收入甚丰的财源,曾筑城设宫专司盐业。对有利可途的盐业据《后书西羌传》“雍州有龟兹盐池为利民”的记载。汉代榷盐酤起,历来多半征收钱币。这样就加快了乌白二地区货币流通数量和速度。同时畜牧业也深受汉王朝重视,并得到了相应发展,成为另一项财源,出现了“人民炽盛,牛马布野”(8)的兴旺景象,对促进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有位太守因养不好马而丢了脑袋,就是证明”(9)。从鄂前旗境内各处收集和见到的钱币大多为“五铢”“半两”和“货泉”次之,“大泉五十”、“货布”和“大布黄千”又次之,还有少量的“契刀平五千”错金币等等,以此来看,正证实了当地盐税和畜产买卖交易多半是用钱币来进行的。虽然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但这些钱币保存数量之多,质量之好,都从正面反映了当时乌、白池地区的经济是何等的繁荣昌盛!这一历史时期的古钱发现仅次于宋代。
《盐池县志》记载:“东汉初年,无力外顾,弃北地等边缘人郡,迁丁民于内地,于是匈奴转入塞内”。由于东汉王朝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就谈不上使用流通东汉钱。所以在鄂前旗我们很少见到东汉“五铢”之外的东汉钱币。从而证实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据史料记载,西晋末年,北部中国匈奴、氐羯、鲜卑、羌等各族统治者混战不止。先后建立大小二十多个割据政权,史称五朝十六国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现盐池和乌白两地区当属前赵、后赵,继属前秦、后秦管辖。这一历史悲剧长达139年。由于连年混战,使北方经济受到空前严重的破坏,基本倒退为实物交换经济,金属钱币几乎不用。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种钱币在鄂前旗的古商品流通中表现不突出。故至今采集和见到的实物寥若晨星,如“永通万国”、“五行大布”等。从而验证了各种史书上记载的史实是翔实、可信的。
隋朝这个历史时期一直处于动乱状态,初期,突厥南侵,末期,从山东开始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隋末农民起义。隋炀帝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春,宁夏灵武、盐池地区爆发了以灵武人白榆娑为首的起义,后又为梁师都割据直至唐初。这样,当时的盐州和乌白两池实际上不在隋朝控制下。所以至今未搜集到有关隋朝钱币实物。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反映矣。
众所周知,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特别是贞观之治以后,经济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鼎盛,军事上空前的强大。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击败突厥、复设盐州。下辖二县即五原县、白池县(10)白池县县址就在今北大池。唐代,乌白二池的盐业生产已相当发达。“乌池在盐州、旧置榷税使。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敕乌池每年崇盐收博粟米榷盐以一十五万石为定额”(11)。即以唐时京斗三十斤计算、上交朝廷的粟米达22500吨之多。从这点看,当时朝廷非常重视盐税收入,已设专门官吏管理盐池。这个时期的盐税收入主要用于边防军费开支。中唐以后,吐蕃屡次犯边、盐州地区多次失守,双方为了这里巨大的盐业财富和马匹、药材,进行了激烈的武装竞争,各个誓在必得。为此乌白两池地区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州大荒,吐蕃驻兵发生困难,竟然毁城而去,唐王朝从各地迅速调兵遣将,不战而得盐州,并大筑城堡。从此,灵、盐地区轻易不受侵犯。随着政治的安定,社会的平定,必然带来经济的繁荣,商品流通正常化。这从今北大池胡庆巴拉嘎素(旧城)、巴郎庙村的巴拉嘎素(城梁)、吉拉苏木查汗巴拉嘎素和乌兰道崩嘎查的巴拉嘎素、城川苏木包日巴拉嘎素(旧城)、毛盖图苏木阿日来嘎查巴拉嘎素、查汗陶老盖苏木呼日呼嘎查巴拉嘎素、玛拉迪苏木苏力迪嘎查的巴拉嘎素、敖勒召其镇东侧包日巴拉嘎素(蒙语巴拉嘎素即城堡之意)等古迹发现的唐钱可以得到证实。象这样的城堡的建筑地理位置都处在古盐道的边缘地带。中唐以后,对抵御吐蕃,保护社会安定,增加盐税、发展经济、促进货币流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宋代。据我们实地考察和所得的史料记载,都可证实唐政府曾招募百姓屯边,五年不收租税(12)。当时屯边的人们都住在城堡里,随着人口的增加,必然加快商品流通。其中货币起的交换媒介作用。当时货币是怎样流通的呢?据分析:一是当时的财政收入是征收赋税,包括商业交易税、屯垦税、畜牧业税等。二是盐业收入。盐为政府所专卖,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如乌池每年盐税定为一十五万石粟米,可谓搞了承包制(13)。这些税收是用什么征集的呢?史料记载: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全国废“租庸调”改行“两税法”,全部征收钱币,这样就为钱币流通打开了渠道。当时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费开支及政府支出,但可以肯定,不管是收入或支出,钱币在流通中占首要地位。在这里发现的各式“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就是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见证。
五代时期,中国进入了分裂割据局面,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所以货币失去了统一,加上各军阀政权在混战中往往寿命短暂,当时的灵、盐二州又为吐蕃和党项羌族所盘踞。所以未发现这个时期的钱币实物,也是符合情理的。又“唐以后还筑牧马墩,专供官方牧马者登高眺远,所以至今仍有个别墩堠名曰‘了马墩’。……现在盐池境内历代王朝修筑的墩堠171个(不含长城墩),构成了烽火相望的坚实防线”(14),从中可略知把马当作宝贝重养。后唐虽因国内马匹缺乏,常出高价购买党项羌族的马匹,可能是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易。
北宋时期,宋王朝与盐州附近的党项羌族和吐蕃之间,为了池盐之利,反复争夺这块有战略意义的地带。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十二月太宗卒,因宋真宗的软弱,终于失去了这块肥美的边陲重镇,到宋仁宗天圣十年(公元1032年)李元昊称帝时,灵、盐二州已成为大夏国的腹地了(15)。但为什么在西夏国的腹地盐州所辖的白池、乌池和宥州地区现在发现大批宋、金、西夏钱币,特别是宥州古城(今城川苏木古城)曾出土辽“天庆元宝”,西夏的“天庆宝钱”(西夏文),“天盛元宝”和“光定元宝”,金代“正隆元宝”、“大定通宝”、“泰和通宝”和“阜昌元宝(通宝)”以及宋朝铜钱,大批发现几乎各版都有,这又作何解释?据《鄂尔多斯史志文稿》记载:“宥州在这一时期管辖着现鄂旗和鄂前旗地区”。再从西夏的经济看,就不难找出这些宋、金古币是如何流通到西夏腹地的。据《盐池县志》记载:“采盐为西夏最为兴盛的手工业,并在西夏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仅盐州一处,就有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池等四个盐场,乌白两地更以出产青白盐而弛名,产量是很大的,当时西夏对采盐非常重视,实行官营,在中央机构‘三司’中,设有盐铁使一职,专管盐铁”。同时北宋时,鄂尔多斯为西夏的河南地,盐湖由西夏经营,公元1044年宋、夏议合后……夏人以盐换取宋人的粟米、茶叶、布匹等(16)。当时食盐销路极广。南至宋境、东至辽金、西达凉州等地,由于西夏所需的许多原料物品不能生产自给,只有依靠药材、马匹和食盐等特产与宋、辽、金进行贸易交换,这些特产也就是宥州地区的特产。宋朝知州庞籍曾经说:“夏人仰望和市,如婴儿之望乳”(17)。元昊时“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18)。这就是说食盐贸易对西夏王朝的存在是何等的重要。西夏王朝仗着武力和宋王朝的软弱,曾强要宋朝每年买进西夏青盐十万石,虽然宋朝为了利益,没有完全答应,但购进数量不会太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再由于“青盐价廉而味甘”,解池盐不能与之竞争,民间走私池盐我们认为是受到西夏王朝鼓励的。以盐来增加西夏王朝的财政收入。据我知道鄂前旗境内至今还有称为“六马路”的运盐通道,走向都是通往今陕西榆林地区所辖各县,而这些府县在当时都是宋朝所辖州县。这些古盐通道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在被陕西居民所利用,只是由于交通工具和公路通道的发达,而失去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这些大路的咽喉就是北大池。当时的鄂前旗地区是宥州管辖,这“六条马路”上的盐税当然是上缴宥州治所,而当时宥州又是食盐、畜牧业产品和药材的主要产销地。
据以上史料和实地考察,充分说明在当时属于西夏腹地的鄂前旗竟然会有大量宋钱和金朝钱币在流通使用是此地无疑是一个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商贸繁华的金三角地区。
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诸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后,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废宥州。盐州遂为蒙古所辖。乌白两池仍为产盐盛地,元王朝十分重视盐的生产和运销,以资支付巨大官俸、军饷、岁赐和建设庙宇及其它各种开支。“解盐依旧西行,红盐不许东渡”(19)。当时陕西庆(阳)环(县)一带民众尽食池盐。“运司每岁分轮官吏监视,听民采取,立法抽分,依例发卖,每引收价钞三锭”(20)。当时统一以食盐量抽税。我国从元代起以银作价值尺度,逐步以银作流通手段。“汉宋两朝以来白银虽然具有货币的性质,但公认为铜钱是本位货币。元代王朝,改变了过去那种以铜钱作为主要价值标准的惯例,而是以白银作为主要价值标准。这是我国币制史上的一个重大改革(21)。元朝统治162年间,从1236年下诏印造“交钞”行之,1251年印造“宝钞”之外,主要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起发行“中统交钞”,以后还印造“至元通行宝钞”和“至大银钞”等纸币。因纸币轻而携带方便,所以诸路“以一贯(一千文)等于交钞一两,二贯等于白银一两;黄金每两十四贯八百文法定比价以银易钞”(22)。有时有的地区使用少量铜钱,有种类虽多,但数额极少的特点。在“至大和至正年间权铸铜钱,定为法币”(23)当辅币使用,并且珍用金银。在元朝,铜钱发行量少的原因何在?“一是交钞纸币代替了铸币;二是佛教事业占用大量铜乎;三是制币原料缺乏;四是元末财政危机所致”(24)。刘秉忠曾迎合世祖忽必烈的口味,对世祖“内地用铸币,外地用楮币”,或“钱用于阳,楮用于阴……陛下龙兴沙漠,宜用楮币”(25)。鄂前旗是塞外阴地,是用钞范围地带,故元代铸币就更少见了。
据上所述,可以明了元代虽然经济发达,商贸繁荣,但为什么当时元朝的现鄂托克前旗境内元代铸币少见的原因。由于年代久远,纸币不见了,铸币么有“至元通宝”,“大元通宝”(八思巴文)和“至正通宝”(背有标折数八思巴文)等铜钱。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北大池、苟池、敖包池、公布井、明水湖等池盐尽归蒙古王公所有。
公元1368年,元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但蒙古王公占据了鄂尔多斯高原。“当明朝时代、大青山、黄河以南,都被蒙古元祖的十五世孙巴图孟克达延汗的后裔图噜博罗特占据了。在明朝的时候,始终不肯内属。”(26)那时,蒙族地区的管辖范围在横城堡、英雄堡以东、安边堡、郑罗堡以北。现鄂前旗西面和南面的雄伟的长城是明朝所筑,明代统治二百七十多年间多次修筑长城。因明王朝始终与蒙古贵族是互为敌国,虽一墙之隔,犹如天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实行了经济封锁。为此,谈不上什么贸易关系,货币流通也就失去了基础。今天在鄂前旗境内只能见到稀少的“洪武通宝”、“大中通宝”、“万历通宝”、“利用通宝”、“洪化通宝”等铜钱之外见不到明代钱币。这也就是明代货币在鄂前旗境内很少流通的历史原因佐证。
清朝宣宗时期已进入近代,本来不属于本文所探讨范围,但考虑到连惯反映问题,就此如下简单阐述:
清王朝统一中国后,顺治六年(1649年)蒙古地区推行了盟、旗制度。把鄂尔多斯分设为六个旗,鄂托克称鄂尔多斯右翼中旗(包含现鄂前旗和鄂旗)。它的西部和南部仍以长城为界,此期长城已不再是隔绝屏障了,而成为旗县的分界标志。清初,以花马池骡马大会而言,有来自宁夏、陕西、内蒙、甘肃的大批牲畜,大会盛大时,大畜可达上万头,羊只数万只(27)”。这就是当时的民间贸易的民市。为蒙汉各族人民交往创造了有益的条件。从而联结成为一个互相补充的经济整体。至此,长城内外蒙汉人民逐渐融洽,来往频繁。这时的苟池、北大池、敖包池、公布井、明水湖均归蒙古王爷所有。鄂前旗所出产的畜牧产品、盐、药材(28)都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内地。在全国政局比较稳定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期经济尤为繁荣,货币流通趋向正常化了。从我们所掌握的近代期有关史料以及证物来看,我旗当时流通的货币品种甚多,数量极广。如方孔圆钱类中清朝“顺治通宝”、“康熙通宝”……等十个皇帝时期铸造的数百种铜钱几乎都有;铜币类种“大清铜币”、“光绪元宝”……等诸多品种的制钱系统和银元系统的各钱局铸造的传世品和出土的铜元统统可以见证;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由清朝统一铸造了银圆以来先后铸造了“龙币”、“老公饼”……等,后中华民国成立之际(1912年)又铸造了“开国纪念币”、“袁头币”、“孙币”等银圆。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市场上流入的“双柱”、“鹰洋”、“马剑洋”和“站人洋”等外国银币以及清代和民国铸造的银锭、元宝都在此地区流通过;纸币有“官私银钱行号钞票”、“兑换券”……等,尤其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钞票币满天飞、满船满车载”的现象,这时什么“法币”、“国币”、“中国法币”、“交通法币”、“农民法币”和各省钱局发行的纸币以及清代末期的各种国内未趋统一的货币杂乱不堪。随着物价上涨,经济衰落、货币逐年贬值。所以说,整个清朝的货币史就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兴亡的过程,也是本地区兴衰的一个侧面反映。除此之外,随着鄂旗割地赔款教会,现鄂前旗城川地区,当时有过少量的比利时货币在这一地方小范围内流通。
三
鄂托克前旗境内古货币流通的历史情况来看,铜铸币主要来历还是离不开池盐,其次是草药。牲畜交易中,因金额较大所以用银(包括银圆、银锭、大小元宝),纸币为主,或是以物易物,所易之物,如内地的谷类、茶叶、布匹、铁器、烟叶等生活、生产用品。尤其是大畜用铜钱买卖的量可少。这些古币,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一个鲜明的背景材料,又是对于这里的各族人民经济生活的发展,无疑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的佐证。再从本旗境内流通的历代货币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流通历史的岁月漫长,可以追溯到商代。二是种类繁多,有贝币、蚁鼻钱、鬼脸钱、布币、刀币、契刀、圜钱、剪边钱;铜元、铜币;银元、银锭、锞子、马蹄银、大小元宝;金币、金砖;纸币、兑换券等等五花八门的应有尽有。三是材料齐全,如:骨、赤铜、红铜、黄铜、银、金、纸、铁、铅、镍、锡、铅等等。四是铸币多,楮币少。当然到了民国时期就纸币也不少了。其中方孔铜钱甚多,次之是铜元,又次之银元和纸币。我们收集到的古货币中无纸币,近代币中有国民党“法币”和少有“苏区票”、“边币”、“抗币”等。五是汉字书法齐全。即大篆、小篆(包括悬针篆、铁线篆、薤叶篆)真书、草体、行体、隶体、楷字等正如“书体博览会”。是地域性强和少数民族独特经济的特点鲜明。在古币流通的意义上讲,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个缩影。
所以作以上论述,一是为了抛砖引玉;乘西部大开发之际,让更多的人研究和探讨鄂尔多斯古老文化——古货币史,为当今的经济金融发展服务。二是以此引起各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们的重视,共同来抢救祖国大家庭灿烂文化的这块瑰宝。这就是笔者写这拙作的宗旨,也是我的一点良好愿望。
注释:
(1)参见《魏书》卷110、《世祖记》。
(2)《通鉴》卷226、《唐记》42。
(3)《史记·秦本记》、《史记·六国年表》。
(4)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
(5)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
(6)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盐州五原[隋朝时这里设盐册郡(今鄂前旗北大池一带),唐时改为盐州。又唐代诗人白居易《城盐州》一作开头写道:“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所谓五原原头。是指唐时在这里设过五原郡和县的掌故。]有乌池(今苟池于是1968年11月25日将苟池、敖包池盐湖划归陕西省)。
(7)据《元和郡县志》载:“在大池胡庆巴拉嘎素,唐朝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敕置,以地近白池(今鄂前旗北大池),因此为名”。
(8)《汉书》卷94,《匈奴传》。
(9)夏桐:《灵盐好马》京夏日报,1981年5月31日。
(10)《元和郡县志》。
(11)(13)《旧唐书·食货志》。
(12)《旧唐书·本记十五》。
(14)(27)《盐池文史资料》第三辑。
(15)《西夏简史》。
(16)《鄂托克前旗文史资料》第四辑。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二。
(18)《宋史·食货志》。
(19)(20)《元史)q食货五·盐法》(注:红盐是指黄河北所产盐)。
(21)(24)虹宝音:《元朝货币刍议》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1991年第三期。
(22)(23)《元史》卷93,《食货下一·钞法》。
(25)[日]远藤龟松:《元代的铜钱》、《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6年第二期。
(26)(28)周晋熙:鄂托克富源调查记——《了如指掌》。
(注释:当时白盐池、脑包池、苟池等出产甚富,设有税局一处,每斤收取制钱一文,谓之出境税,相沿已久,至今仍照旧章办理……鄂托克药材出产,以甘草为大宗,质量亦佳,年产约40万斤,还有枸杞、麻黄、苦参、柴胡、锁阳等草药的记载。)
(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