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尔多斯西部发现的汉代遗址说起

　　于国强  高娃

　　鄂尔多斯，意为“具有诸多宫殿的黄河南湾”,明代称之为“河套”,秦汉之时为“河南地”。由于鄂尔多斯地区北有黄河和阴山之天险，西有黄河和贺兰山之屏障，所以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多年来，在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众多古代遗存中，发现汉代的文物古迹不仅分布广、比重大，而且馆藏文物也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历史的陈迹足以说明在二千多年前，这里有过一个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繁荣发展的时期。现在让我们沿着这些遗存，探索一下先民们写下的这段历史。

　　鄂尔多斯因它的险要，早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是我国西北诸族与中原历朝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匈奴称雄蒙古高原，故有赵武灵王和秦昭襄王修长城以拒匈奴之举。秦始皇时又为巩固统一，指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北筑长城而守藩，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经过“修直道”,置上郡和北地郡，苦心经营，名曰“新秦中”。至秦末，“蒙恬已死，诸候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徒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此后匈奴单于昌顿建国，“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汉初，汉王朝在军事力量上不能与匈奴抗衡，不得不实行和亲政策，经过文景两代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已经国富力强，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于是派汉将卫青“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直达瀚海。“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给了匈奴很大的打击。随着战局的变化，汉政府的战略方针也从主动出击改为积极防御。而移民屯戍正是巩固整个西北边防的有力措施之一。这样既可减少军队的大量征调，又可减轻长途运输粮秣的沉重负担。这项政策也给鄂尔多斯西部区带来了农牧业经济的繁荣。

　　在鄂尔多斯西部的鄂托克前旗，调查的80多处遗址中，汉代的遗址就有20处，7处古墓群中汉代的就有6处之多，还发现了两处汉代的古城址。同样，有西部的鄂托克旗、乌审旗、杭锦旗、宁夏的灵武、盐池县、陕西的定边、靖边县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在鄂前旗发现的两座汉代遗址；城川大场则古城和毛盖图呼和淖古城，虽然它们都已夷为平地，只留下少段的城埂，但地表上还散布着大量的陶片和砖瓦碎块，甚至可以拾到货币，铜、镞、铜镜和铁镬等农具。在宁夏盐池县柳杨堡乡发现的一座古城遗址，也有大量的文物出土，经考证这座古城为秦汉时朐衍县故城遗址①。在它周围与此有关的盐池县张家场汉墓的发掘②鄂前旗三段地砖厂汉墓的发掘(未发表)、鄂托克旗西部汉墓③、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发掘(未发表),均说明这里在汉代时期曾是一个农牧业发达，商品交易频繁和社会生活有序的地区。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秦始皇时，鄂尔多斯地区属秦上郡和北地郡所辖。到汉代“卫青取河南地”之后，鄂尔多斯东部地区属上郡和西汉郡所辖，西部区北西汉政府“兴十万人筑卫朔方”。南仍属北地郡辖区。公元前122年，匈奴浑邪王降汉，“则陇西、北地、河西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西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汉书·食货志》云：“徙贫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新秦中“在北地，广六七百里，长安北，朔方南”。“朔方”和“新秦中”正处在这一地区。汉政府把中原地区受灾害的饥民们，迁至这里，设置官田、租佃给他们耕种。这种措施即“移民实边”。这些被迁来的农业大军，在这无际的处女地上开垦起来，他们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了这一地区，形成了这里特有的文化，赋予了这片土地特有的经济繁荣。他们兴修水利，“朔方、西汉、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生产中普遍使用牛耕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同时这一地区传统的畜牧业也在农业的促进下有了长足的发展，渔猎业也占有着一定的地位。

　　纵观鄂尔多斯西部区汉代的历史，凡生产恢复、经济发展，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和平唯其首要条件。这里所发现的汉代遗存中，以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居多，反应出这里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就在这一阶段。自汉将卫青北逐匈奴至瀚海之后，匈奴从此一蹶不振，不仅失去了阴山之南水草肥美的富庶之地，也失去了这一战略要地。险峻的阴山是天然的屏障，漠北的匈奴人只有通过几处山口才可进入河套。汉政府在阴山山谷中“因山岩石”筑起城寨防御匈奴，从而得到了历朝最大的疆域，维持了这片古战场最长久的和平。从公元前127年的“筑卫朔方”至公元50年，南匈奴归附汉朝，入居河套前，这170多年只发生过零星规模不大的战争。西汉后期的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尤其是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下嫁呼韩邪单于之后，揭开了匈奴和好的新篇章。自此“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奠定了西汉后期六十年间的汉匈和平友好和鄂尔多斯西部区经济繁荣基础。

　　从鄂尔多斯西部数处汉墓发掘和对邻区数处汉墓的调查看，这些墓葬的分期和时间跨度主要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遗存。墓葬形制与中原的汉墓设计没什么两样，都是洞室砖墓或土洞墓。随葬品也与中原的文化大体相同，有鼎、壶、灶、仓、博山炉、盘、瓶、釜等器。但是，鄂尔多斯西部区出土的陶扁壶、陶俑和形形色色的动物俑，却又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这里是游牧民族的故乡，孕育了由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融合所带来的独特文化。鄂旗白彦淖凤凰山汉代壁画墓发掘(未发表),给我们更直观的再现壁画中的庄园图、耕作图、放牧图展示了当时已经形成多种经济并存的繁荣和“汉与匈奴合为一家”的社会形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汉代鄂尔多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汉代鄂尔多斯西部区经济的繁荣与衰落，恰恰反映出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汉匈和平友好是两个民族劳动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也正是汉匈人民共同奋斗开创的结果，才带给了这片土地社会和经济的繁荣。这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直至今日，民族友好仍然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和追求。

　　注释：①许成，陈永中《朐衍县故址考》,(《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

　　②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盐池县文体科：《宁夏盐池县张家场汉墓》,(《文物》1988年第9期)。

　　③汪宇平《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

　　参考书目：《史记》、《汉书》、《后汉书》。

　　 (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