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强

城川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问题和历史优势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最早进行蒙古民族工作的试验区。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重要历史任务，一直寻求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演变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性、标志性的历史节点。在这次全会上，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际政策，指明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道路。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实施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蒙回少数民族自治区，城川蒙民自治区正是在这光辉背景下成立的。从此之后，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工作中的实际指导地位一直没有动摇，并最终发展为新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4月和7月提出了两个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即《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个文件在深入分析抗战中的国内民族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工作的方针，具体提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区域内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文化和保障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改善民族关系等方面的二十条具体政策，其中对蒙、回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两个文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并付诸实施。这两个文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内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成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民族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为保证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得到法律保障。在《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第十三条规定：“少数民族（蒙回）有自由组织自治政府之权。边区参议会内设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明确提出“实行民族自治的方针与方式，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在对《施政纲领》解释中，阐明“我们还主张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给他们民主自治权利，比如蒙回民族的乡村，他们自己可以组织蒙回民族乡政府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关于开展民族工作和实行民族自治的精神，在组织上健全和加强民族工作机构，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0月下旬建立了边区政府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成为具体负责组织和领导边区少数民族工作的专门机构。为具体落实自治政策，边区党组织和边区政府领导蒙回民族人民先后建立了5个回民自治区和1个蒙民自治区，其中5个回民自治区建立在汉回杂居的地区，城川蒙民自治区是唯一建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民族自治试验区。城川蒙民自治区自创建起，共经历了城川蒙古委员会、城川联络参谋处、城川军政民联合会、城川副官处、城川蒙汉自治联合会这五个阶段的发展变迁。城川蒙民自治区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根据时局发展和民族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调整，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积累了经验，夯实了基础。

1941年11月，城川堡解放后，为贯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城川地区成立了城川蒙古委员会，并与蒙古族共同建立政权，蒙古委员会主任曹动之，副主任吴子明、胡维成，委员有那顺吉拉汉、白道尔计、石和则、卢金虎、冯五豹、史仲卿等。城川蒙古委员会作为共产党在伊克昭盟城川地区建立的统战性质的人民政权组织，是城川蒙民自治区探索建设的开端。

城川蒙古委员会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和国外势力的反动宣传，人们也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出现了天主教堂学校关闭，蒙古族群众躲避共产党，纷纷外出搬家，拒绝与共产党交流的局面，领导层的蒙古上层人士也离开政权组织，城川蒙民自治区建设遇到了严重问题，1942年初，城川蒙古委员会被迫易名为城川联络参谋处，成为统一战线的交流对话组织。3月，为了更好的推行城川蒙民自治区建设，逐步开始恢复旧政权的管理模式，驻扎在城川的八路军把在解放城川时缴获的原城川保四营的枪支交还给城川保四营，并恢复了城川保四营的建制。胡维成任营长，钦克任营部书记。八路军允许搬出去的群众每周回教堂做礼拜，同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牧民建立友好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路军与周边牧民关系逐步融洽起来。同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乌兰夫到鄂托克旗解决国民党反共高潮以来出现的蒙古武装与八路军严重对峙的问题，期间对城川蒙民自治区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乌兰夫返回延安后向中共中央西北局进行了汇报。1943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城川恢复旧政权管理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了自治政权的建设方向，成立了城川军政民联合会的政权组织，主任吴子明，副主任胡维成。城川军政民联合会遵循《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内，少数民族群众不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拥有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自治区的管理者是由少数民族人民自己选举产生，管理自治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自决的权利。一方面，恢复蒙古人自己的军队，由原驻守城川地区的保安第四营继续承担城川寨子、新寨子等地的防卫任务。另一方面，恢复蒙古民族自己的政权，让蒙古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城川军政民联合会的成立和运行保证了民族自治政策的有效推行，充分贯彻了“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政策方针，保证了少数民族政治自决的权力。在自决自治的实施探索过程中，城川军政民联合会又逐步出现了一些矛盾和纠纷。1944年，城川军政民联合会政权组织又调整为城川副官处，主任赵英，副主任乌力吉巴图。1944年秋，在抗日战争发生重大变化，党的蒙古民族工作凸显重要性的关键时期，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来到伊克昭盟的城川、三段地、西乌审三个根据地调研指导少数民族民主政权建设工作，对城川蒙民自治区建设进行了详细调研，12月21日，在城川寨子（堡）里八路军营部召开了军民联欢会，邀请蒙古族重要人士近20人参加，城川蒙民自治区蒙汉各族领导人全部参会，乌兰夫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向蒙古群众对比了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号召蒙古民众跟着共产党，直面问题解决问题。1945年，春节前乌兰夫调研完定边回民乡民主建政工作后回到延安，向西北局做了详细汇报。194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为加强伊克昭盟蒙古民族工作，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在城川重建。同时，为了加强城川蒙民自治区的民主政权建设，取消了“城川副官处”，成立了“城川蒙汉自治联合会（简称自治会）”，主任王得胜，副主任尔计巴图。委员天宝、刘勇飞、韩戈鲁等人。自治会下设4个行政村：第一行政村包括章盖什里、高潮畔、麻黄坑、西人坑，村主任卢金虎，村代表冯五豹，自然村长杨生昌、邵俊周、张满则；第二行政村包括羊场壕、东达图，村主任石那顺，村代表高玉祥，自然村长吉拉汉、刘锁娃、胡尚之（多则）、石和则；第三行政村包括糜地梁、城川、新寨子、北畔，村主任王克义，村代表张文山，自然村长白二娃、罗印昌、那顺吉拉汉；第四行政村包括黑圪垯、苏坝海子、大场子，后来又划回大发村，村主任华四，村代表白三、史二，自然村长谢二、周四、李生富、苗科英、熊万山、邢震山、申仲山。在中共伊盟工委的领导下，自治联合会和行政村废除保甲制度，实行“废保建政”的政策。收回洋教堂霸占的土地，减租减息，为城川地区的蒙古民众减轻负担，消除剥削，受到解放区民众的一致拥护。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废保建政政策的影响下，城川保安第四营内部举行起义，摆脱章文轩的控制，成为一支红色武装，称“城川保四营”，史称“新保四营”，接受了伊盟工委和城川蒙汉自治联合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八路军调走后，新保四营担负着城川地区的社会治安。实质上，是将治理权交给蒙古族人民，自己进行治理，从行动上贯彻蒙古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民族政策。

城川蒙汉自治联合会作为少数民族自治的政权组织为伊克昭盟自治运动的发展和全面推行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实践。在城川蒙民自治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既解决了解放区内蒙古族人民的温饱问题，更让党的政策逐渐深入人心。

1945年10月，习仲勋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2月6日，习仲勋发出《对伊蒙（盟）工作方针的指示电》明确指出：“争取伊蒙（盟）自治”的方针，伊克昭盟自治区建设的路线图正式提上工作进程。城川蒙民自治区的示范带动作用也凸显出来。1946年4月4日，林柏渠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新阶段》中总结了“边区人民创造了自己的民主政权，也就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权利”，专门提到了城川蒙民自治区的民主政权建设。回顾城川蒙民自治区发展的各个阶段和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城川地区开展的自治政权建设工作。

城川蒙民自治区探索实践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最终迎来了鄂托克旗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和伊克昭盟自治区的成立。

城川蒙民自治区的建立，不仅成为了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示范区和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要阵地，更为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城川地区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充分验证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特别是该政策在城川地区的成功实践，为之后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