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川的生活片断

　　包正兴

　　我7岁至11岁(1947——1952)是在宁夏银川市度过的。这段时间距今已有40多年了。虽然我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多，但由于当时自己年幼，又不谙世事，再加时过境迁，因此留给我的记忆也是支离破碎的，有些事情还记忆犹新，有些已淡忘，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则是从亲友们那里听来的。现搜索枯肠，草成《在银川的生活片断》一文，有不妥之处，请斧正。

　　我出身封建王公贵族家庭。少孤，两岁丧母，三岁亡父，祖母把我抚养到五岁时也与世长辞了。我的祖父噶拉僧如日玛王吉拉扎木苏，1920年袭多罗贝勒爵位，为鄂托克旗扎萨克王爷。他生性懦弱，再加年事已高，因此，对旗下政务和家事很少过问，一切事情全由祖母和住在王府的珠日克庙活佛喇嘛共同处理。实际上我们这个封建王族家庭到祖父时已走向没落。祖父生有四个儿子，除我父(排行老二)外，其余三人都出家当了活佛喇嘛。1937年秋，祖父病故。按照封建王公世袭制，我父亲王庆扎布继承了扎萨克王爷。父亲虽然只有27岁，但性情懦弱，又染上吸鸦片的陋习，且不学无术，既不谙汉语，也不大会蒙文，旗下政务也不能主持，军政实权实际在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掌握中。王府衙门政不能出，令不能行，是聋子的耳朵——摆饰。我父亲整日无所事事，怀着落寞的悲哀，以吸鸦片为乐，在“吞云吐雾”中虚度光阴。1943年春父亲离开了人间。6月30日，按世袭制我成了记名扎萨克王爷。其时我只有三岁，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扎萨克印务由住在珠和庙的西协理旺楚格斯仁护理。是年冬，已削发为僧的三叔父扎木斯仁扎布和四叔父杨森扎布，以协助我管理旗政和家务为理由，抛开经卷，离开青灯古佛，蓄发还俗步入了政界。特别是觊觎王爷位的杨森扎布活动更为频繁积极，经过上跳下窜终于当上了协理，尔后又挂上了保安司令的头衔。当时人称其四王爷，与此同时我三叔也当上了保安团长，人称其三王爷。

　　杨森扎布当上协理后想当王爷的欲望愈来愈强烈。虽然我当时只是个傀儡，但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把我废黜取而代之，怕引起仕官和贵族的反对，尤其是忌惮握有军政实权的章文轩。1946年12月10日阿日勒庙起义后章被处死。杨森扎布获悉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以为自己当王爷的最大绊脚石搬掉了，于是肆无忌惮地加快了当王爷的步伐。首先是夺王爷的大印。他纠集了一百多骑兵扑向了西协理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一无所获。原来西协理获知他夺印的阴谋后，早已携印转移并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此时马富钢、马良诚、顾寿山等同志根据党的统战政策积极做杨的工作，争取他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并邀其到阿日勒庙共商和平解放全旗的大事，然而心怀叵测的杨森扎布对马、顾等人的忠告置若罔闻。回到王府后，面对当时鄂旗西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杨森扎布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孤注一掷，投靠了马鸿逵，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首先他与扎木斯仁扎布把王府的金银财宝挖掘出来，用20峰骆驼(其中10峰全部驮着元宝和银元)驮着向宁夏银川转移。接着挟带着我隐藏在桂勒图羊场(今鄂旗乌兰镇北梁樱桃山),静观事态的发展。当他获悉马良诚带领20余名骑兵快到王府衙门时，仓皇逃往银川。(马良诚是请杨到阿日勒庙议事的，如杨不走则准备强行带走送延安学习)第二天扎木斯仁扎布向副连长弓格双交待了几句就迫不急待地也逃向了银川。最后我糊里糊涂里地被弓格双骑马送到银川。

　　到了银川后，杨森扎布和扎木斯仁扎布领着我拜见了马鸿逵，并让我叫其为干爷爷。马鸿逵对我很热情，以干爷爷的身份关切地问了我的生活情况，说了些宽慰之类的话。随后就把我安排在北公馆居住，让我在银川国立中山小学上学，生活上给予了优厚的照顾。

　　为什么我这个落魄而又不谙世事的小王爷能得到“塞上王”马鸿逵的青睐与厚爱呢?其险恶的用心当时我是不清楚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党和人民的教育，亲友的介绍，我才逐渐明白了马鸿逵之所以热情的“关照”我，是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的。鄂旗与宁夏接壤最长，且又为伊盟首富，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牛马驼羊成群，每年仅盐碱税就达几十万块银元。这些对于大权独揽、见钱眼红、朝思暮想扩大地盘的马鸿逵来说，早已垂涎三尺了。因此，从我祖父开始马就积极与王府拉关系，并与我祖父结为金兰之好，成为换帖的弟兄。到了我父亲这一辈，马家还与我家保持着来往关系。凭着这些关系，再加马鸿逵的巧取豪夺，因而从鄂旗掠夺了很多财物，吞食了大片土地。如在鄂旗西面的黄河沿边放垦种地，并设置了陶乐县；在乌海市(当时属鄂旗)开采煤矿；在察汗淖开采碱矿；霸占苟、敖两盐湖，强征课税；派军队进驻鄂旗，抢掠财物镇压革命力量等。马鸿逵也清楚，蒙旗的王爷是世袭的，一代传一代。旗内的大小事务，都是王爷一人说了算。只要在感情上，思想上控制住王爷，那么鄂旗就会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切财物就会唾手可得。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对我十分热情，关怀备至。因为他明白从感情上、思想上控制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要比控制一个成人容易的多，而且还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住到北公馆后，两个叔父就抛下我干自己的事情去了。三叔父到处寻花问柳，整天与北街的娼妓张玉凤厮混，烟馆进，赌场出，大吃大喝，过着荒淫的生活。四叔父穿梭般往返于银川和鄂旗之间，不断给马鸿逵送礼，请求其出兵镇压鄂旗西部的革命力量，帮他当王爷，干着反革命勾当。北公馆里只有副官力格珠尔照料我的生活，每天接送我上学。我在学校念书时既顽皮又任性，经常逃学上街游荡或者跑到城郊池塘耍水，有时整天不回家，急得副官到处寻找，老师也管不了我。学校都叫我“小野王爷”。这种情况被马鸿逵知道后，派人把我和两个叔父找去，他指着我的两个叔父说：“你们两个是饭桶，死猫扶不上树，成不了什么气候，支持你们也没用，将来就看小王爷吧。”接着又说：“从今以后小王爷就住到我这里吧，由我扶养，你们两个就不用管了。我不会错待他的。”

　　我住进马府后，马鸿逵把我交给其二儿媳抚养，并让我叫她“干妈”,一切生活待遇与马的子孙一样。马的二儿媳是甘肃河州人，出身官宦人家。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面宽，酷爱艺术，尤其喜欢秦腔。马的二儿媳还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她不像马的其他姨太太那样卖弄争宠，争风吃醋，勾心斗争，打骂丫环和佣人，她性情温柔，举止端庄，待人和蔼，具有大家闺秀的风韵。她嫁到马家后没有生养过，膝下一女马玉兰虽是抚养汉族的姑娘，但她视如己出，十分疼爱。马玉兰比我大七岁，我们以姐弟相称，相处得很融洽。马玉兰聪明伶俐，且又有一副好噪子，唱起歌来十分悦耳动听，特别是秦腔戏，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常常博得马鸿逵夫妇的欢心。马的二儿媳妇对我也特别关心，把我每天的生活、学习安排得井井有条。早晨起床洗漱毕，她就带着我给马鸿逵夫妇请安，回来吃了早点就送我到学校上学，晚上她亲自检查和辅导我的作业，天天如此。平时她谆谆教导我好好学习，遵守校规，知书达理。为了让我读书识字更加方便起见，她还请了私塾先生到家里来教我，生活上专门安排了一名丫环照顾。在她的精心抚育下，我学习进步很快，渐渐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我刚住进马府后，生活很不习惯，处处觉得拘束，以后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马鸿逵经常带着我看戏和串亲访友，让我接触社会名流；有时到省政府办公也带着我，把我介绍给其同僚；有时雅兴来临还带着我乘坐四轮马车到西马营游玩。马身体肥胖，最怕炎热，每年盛夏期间他携带全家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贺兰山小口子(也称渡钟口）避暑消遣。记得有一次我玩耍时不慎滑下山坡，身体被石头划破了很多，幸好被勤务兵发现及时背了回去。干妈知道后又着急又生气，一面给我洗脸换衣服，一面让人找军医包扎。晚上看戏我没有去，马鸿逵问及此事，干妈怕马呵斥，不敢实说，只好谎称我有病。马信以为真，第二天让其最宠爱的四姨太刘慕侠带着糕点水果来看我。

　　我在马鸿逵家生活了四年多，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这是我到马府那年冬天的事情。记得那几天马鸿逵情绪很不好，整天板着冰冷的面孔，府上的姨太太、丫环、佣人等都敛容屏气，诚恐诚惶，仿佛大祸临头。一天下午的黄昏，马鸿逵带着全家老小，在侍卫队的簇拥下，到银川南黄河干渠畔诵读古兰经祈祷真主。马鸿逵对着天边叩头边呼天抢地地捶胸大哭，时间持续了很久。尽管其大小老婆，不断恳求其回家，但他理也不理仍然大哭不止，就这样折腾到深夜时，马的二儿媳示意我去劝其回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前拉着马的衣襟恳求其回家，不知马鸿逵折腾累了或是我恳求的诚意感动了他，只见马停止了哭声，站起来长叹了几声，然后挥手示意众人回家。马是一个杀人魔鬼，平时呵左斥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这样一个人怎么还有伤心事大哭呢?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过了几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向其二儿媳打听，从她口里我才明白了马鸿逵大哭的真象。原来1947年11月解放军向陕北重镇榆林发动了进攻，榆林被围告急，蒋介石电令马出兵增援。马调遣了十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以及特种兵部队共三万人，由其两个儿子任正副指挥向榆林进发。结果在距榆林一百多里的袁大滩被解放军击败，几乎全军覆没，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消息传来后，犹如天崩地裂，他一句话说不出，一反常态，不吃饭，不睡觉，不办公，不会客，连脑袋都不愿抬起来，他几十年惨淡经营赖以作威作福的资本顷刻化为乌有，他感到末日将要来临，因此借诵经的机会向真主哭诉祈求保佑。

　　1948年秋，我的两个叔父在银川市东门崇德巷买下了宁夏警察局局长刘光耀的一套四合院住宅，占地面积四亩多，以我的名义成立了鄂旗王府驻宁办事处，杨森扎布自任办事处主任。这时我的三叔父已纳张玉凤为妾，并将她家老小三口接到了办事处居住。为了装璜门面，欺世盗名，我的两个叔父准备把我从马鸿逵家接到办事处居住，让张玉凤抚养。结果被马鸿逵拒绝并呵斥了一顾。事后马的二儿媳对我说：“你的两个叔父整天只知吃喝嫖赌，溜须拍马，都不是好东西。最近你的四叔父吸大烟欠了一身债，把老婆留做抵押，自己只身溜走了。你跟着他们还能学好吗?”

　　一九四七年全国解放前夕，穷途末路的马鸿逵把部分家眷转移到甘肃河州老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八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马家队伍溃不成军，乱作一团。河州城已是四面楚歌。城里的机关、学校、商店等都已关闭了，有钱的人家都逃走了，街道上车来人往乱哄哄地挤成一团。土匪散兵趁机抢劫，见东西就抢，到处奸淫妇女，满城乌烟瘴气。这期间马鸿逵的二儿媳带着我疏散到乡下其娘家的佃户家居住。一九五〇年春她把我送到兰州马鸿炳家住了一年。一九五一年春马鸿炳把我送到银川马全良家(马全良起义后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张玉凤得知我到了银川后，从马全良家把我要了过去，安排在办事处居住，与她的儿子安安一块上学。秋天，鄂旗人民政府派格日图同志(现中共内蒙古纪委书记)从银川把我接回鄂旗，不久又送我去东胜上学。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